李天佑想劝他先休息一会儿，吃点东西，可看著老赵坚定的眼神，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好跟著一起去。

三人步行了两里地，来到村子边缘的一口深井旁。井口很大，用石头砌成，架著一个老式的轆轤，上面缠绕著粗壮的麻绳。

老赵探头往下看，井里黑乎乎的，深不见底，只能隱约听到一丝微弱的水声。他让村民找来水桶，系在轆轤上，慢慢往下放，过了好一会儿，才好不容易打上来一桶水。

水很少，浑浊不堪，里面夹杂著泥沙，还带著一股浓重的泥腥味。

“这水，浇地根本不够。” 老赵摇了摇头，语气沉重，“得找更大的水源，不然这些抽水机也发挥不了作用。”

“没了，真的没了。” 书记蹲在地上，双手抱著头，声音里带著绝望，“方圆十里，就这口井还有点水，其他的要么干了，要么水太浑，根本没法用。完了，今年的收成，全完了。”

回程的路上，驾驶室里一片死寂。老赵靠在座椅上，闭著眼睛，眉头紧锁，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只是脸色越来越沉。

夜里十点，车队终於回到了北京运输队，大家刚把车卸完，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周队长就急匆匆地跑了过来，脸上带著疲惫，却依旧精神紧绷：

“同志们，辛苦大家了！第二批设备已经到仓库了，连夜装车，明天一早继续出发，支援河南灾区！”

没有一个人抱怨，也没有一个人退缩。

工人们默默地转过身，拖著疲惫的身躯，走向仓库。仓库里的灯光昏黄而明亮，將每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映在堆满设备的地面上，像一个个坚守岗位的战士，用自己的车轮，承载著灾区人民的希望，奔赴一场与旱魔的较量。

第二天、第三天，运输队的车轮几乎没有停歇。

老赵和李天佑像是上了发条的机器，连轴转在抗旱运输的路上，白天跑车赶路，夜里回到车队就立刻投入装车，每天能合上眼休息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只有三四个小时。

天刚蒙蒙亮，两人就已经坐在驾驶室里，发动卡车奔赴灾区。正午的太阳最是毒辣，驾驶室里没有空调，像个密不透风的铁皮罐头，温度直逼四十度。

汗水顺著李天佑的额角往下淌，滴在方向盘上，晕开一小片湿痕，他时不时要腾出一只手，用粗糙的衣袖擦一把脸，视线才能保持清晰。

老赵坐在副驾驶，眼睛早已熬得通红，布满了血丝，像充了血的灯泡，嘴唇乾裂得厉害，起了一层白花花的皮，说话时都带著刺痛感，可他半句怨言都没有，该抬箱子时依旧和李天佑一起咬牙使劲，该换班开车时也毫不犹豫地接过方向盘，握著方向盘的手稳得很，丝毫看不出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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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回到车队，已是深夜十一二点，仓库里的灯光依旧亮如白昼。其他司机和工人们也都在连轴转，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疲惫，眼底掛著浓重的黑眼圈，可没有人退缩。

老赵和李天佑顾不上喝口水，就加入了装车的队伍。抽水机的木箱依旧沉重，每一次弯腰、起身、抬箱，都要耗费巨大的力气。

老赵的腰不好，前几年落下的老毛病，高强度的劳作让他的腰隱隱作痛，他却只是悄悄用手捶了捶腰，咬著牙继续干。

李天佑看在眼里，想让他少干点，老赵却摆摆手：“没事，多个人多份力，早装完早出发，灾区的老乡还等著呢。”

装车结束，往往已是凌晨，两人隨便在车队的休息室里找张行军床，和衣躺下，定好几个小时后的闹钟，倒头就睡。

休息室里鼾声此起彼伏，每个人都睡得很沉，仿佛要把所有的疲惫都在这短暂的睡眠中驱散。可闹钟一响，不管多困，大家都能立刻爬起来，眼神重新变得坚定，又投入到新一天的运输任务中。

第三天夜里，李天佑和老赵完成了往石家庄的运输任务，驾车返回北京。卡车驶进运输队停车场时，指针正好指向凌晨两点。

夜色深沉，整个城市都陷入了沉睡，只有停车场里几盏路灯还亮著昏黄的光，映著满地的尘土和疲惫的卡车。

李天佑稳稳地停好车，熄了火，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浑身的肌肉都紧绷得发僵，他转头看向身边的老赵：“老赵，到了，赶紧回去睡个好觉。”

老赵坐在副驾驶座上，一动不动，脑袋微微歪著，像是睡著了。

“老赵？” 李天佑觉得有些不对劲，伸手轻轻推了推他的肩膀。

这一推，老赵的身子就软软地往一旁倒了下来。李天佑心里一惊，连忙伸手扶住他，触手一片滚烫，老赵的脸色苍白得像纸，嘴唇毫无血色，双眼紧闭，已经失去了意识。

“来人，快来人啊，老赵晕倒了！” 李天佑心里慌了，大声地朝值班室的方向喊，声音里带著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值班的几个工人听到喊声，连忙跑了过来，看到老赵昏迷的样子，都急了。大家七手八脚地把老赵从驾驶室里抬出来，小心翼翼地放在地上。

有人赶紧跑去拿来凉水，用毛巾蘸著水敷在老赵的额头和脸上，试图给他降温；有人则飞快地跑去叫队医。

队医是个退伍军医，经验丰富，很快就背著药箱跑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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