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巴顿教授走回讲台中央，张开双臂，做出了一个声泪俱下的呼吁：

“我在此，以一个学者、一个教师、一个伦敦市民的身份，呼吁所有尚有良知的人们，行动起来！抵制这部毒害我们孩子、污染我们社会的『精神鸦片』！让它从书店的书架上消失！让它的作者，为他笔下释放出来的魔鬼，付出代价！我们必须用行动告诉世人，伦敦，这座伟大的城市，绝不欢迎这种为罪恶张目的文学！”

演讲结束时，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巴顿教授站在讲台上，享受著这迟来的胜利，眼中闪烁著復仇的快意。

……

阿尔弗雷德·巴顿教授的讲座，瞬间引爆了整个伦敦的舆论。

第二天，当亚瑟在早餐桌上展开《泰晤士报》时，巴顿教授那张义愤填膺的脸，几乎占据了半个版面。演讲的全文被一字不漏地刊登，而那个由他创造的、充满了恶意与毒汁的词汇——“犯罪教唆者”——则被用作了文章的標题，赫然印在了报纸的最顶端。

这篇文章，如同一篇战斗的檄文，吹响了向亚瑟全面进攻的號角。

连锁反应，比任何人想像的都要来得更快、更猛烈。

市场的寒流，最先吹进了出版社。

沃德·洛克公司主编斯托达特写给亚瑟的信，再也没有了之前的激动与狂喜，字里行间充满了难以掩饰的焦虑与恐慌。

“……坦普尔书店今早撤下了橱窗里所有的书，我亲自去找了经理，他对此深表歉意，但他说，他承受不住那些『道德人士』的压力。这还不是最糟的，亚瑟。曼彻斯特和伯明罕的书商，已经发来电报，暂停了所有新的订单。公司的股东们……”

信的后半部分，潦草地划掉了几行，最后只剩下一句无力的哀嘆，“……我们正面临一场风暴。”

如果说市场的反应还只是冰冷的数字，影响不算大，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则彻底引爆这场舆论风暴。

一位来自某家煽动性晚报的记者，用不知名的手段，突破了警方的封锁线，成功“採访”到了仍然惊魂未定的工业家，阿利斯泰尔·芬奇先生。

“芬奇先生，您认为一个普通的罪犯，能想出如此具有戏剧性的犯罪手法吗？”

在闪光灯的不断骚扰和记者充满诱导性的提问下，这位身心俱疲的受害人，最终对著镜头，说出了一句模稜两可、却又致命的话。

“我……我不知道罪犯是谁……”

芬奇先生疲惫地揉著太阳穴，“但我想，他那些疯狂的想法，总得有个来源吧……”

第二天，这句话被添油加醋地，用作了报纸的头版巨幅標题：《受害人暗示：罪行灵感源自小说！》。

这句所谓的“受害者证词”，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它彻底坐实了亚瑟的“罪名”，將他从一个“有爭议的作家”，钉死在了“道德罪人”的十字架上。

公眾的愤怒，开始从单纯的討论，转向对官方的施压。

无数市民写信给报社，言辞激烈地质问：“为何苏格兰场还不传唤小说的作者？难道要等他写出第二本『杀人指南』吗？”

格雷格森警探顶住了巨大的压力，以“案件正在调查中，不便透露细节”为由，对媒体保持了强硬的沉默。他试图以此来保护亚瑟，为自己爭取破案的时间。然而，在已经彻底失控的舆论场里，这种程序正义的沉默，却被民眾解读为“无能”和“包庇”。

这种误解甚至带来了荒唐的现实后果。

一名巡警在调查东区的一起普通盗窃案时，那个丟了钱袋的店主竟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他没好气地对警察说：“去问那个写书的先生吧！或许他能帮你们『推理』出小偷在哪儿！”

当权威的沉默无法平息民眾的焦虑时，民间的激进情绪便开始自我组织，寻找宣泄的出口。

由教会牵头，一个名为“道德净化联盟”的组织，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集会。

阴沉的天空下，面容严肃的男男女女高举著粗糙的標语牌，上面的口號充满了宗教审判般的意味：“抵制魔鬼的墨水！”、“书籍不应培育屠夫！”。

他们高唱著圣诗，歌声中夹杂著愤怒的诅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