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瑟的话语，激起了短暂的沉寂，隨后便是更加喧譁的骚动。记者们交头接耳，脸上写满了震惊与兴奋。

他们预想中的道歉会，变成了一场振聋发聵的社会批判，这太出乎意料了！

挑战，如期而至。

还没等亚瑟迈脚。

一个声音，从《晨报》的席位区响起。提问者是雷金纳德·克罗夫特，一位以其保守的社会评论和犀利的文风而闻名的资深记者。他正是巴顿教授那场讲座最热情的吹鼓手之一，曾撰写长文，称颂巴顿教授为“敲响时代警钟的道德哨兵”。

克罗夫特先生站起身，语气中带著一种毫不掩饰的进攻性。

“精彩的诡辩，柯林斯先生！”

他先是轻蔑地鼓了几下掌，“您成功地用一番关於『社会病灶』的宏大敘事，试图將自己从一个具体的『教唆指控』中摘出去。但您迴避了最核心的问题！我在此，想代所有和巴顿教授一样，对社会道德抱有忧思的读者，向您请教两个问题。”

“请说。”

亚瑟看著他。

“第一个问题！”

克罗夫特说道，“您口口声声说罪犯诞生於社会，那么请问，那个被辞退的会计，为何偏偏要模仿您的书？为何要用德文写下『rache』？为何要像福尔摩斯在案中那样，故布疑阵？您的小说，即便不是犯罪的『根源』，也为它提供了具体的犯罪剧本和方法！您难道要否认，是您，亲手將这把独特的、上了膛的枪，交到了一个心怀不满的人手中吗？”

这个问题，也是很多人想要问的。

全场的目光，瞬间又聚焦在了亚瑟身上。

亚瑟的脸上，非但没有丝毫慌乱，反而露出了一丝淡淡的、仿佛等待已久的微笑。

“很好的问题，克罗夫特先生。这个问题，恰好也暴露了您，以及您所推崇的巴顿教授，对我的作品，和我所倡导的『理性』，存在著多么巨大的误读。”

他伸出一根手指。

“首先，我们来谈谈『方法』。一本详细讲解人体解剖学的著作，是否也为潜在的谋杀犯，提供了『肢解』的剧本？一本阐述化学反应原理的教科书，是否也为纵火犯，提供了『纵火』的方法？知识本身是中立的，先生。我的小说，从头到尾，都是站在一个侦探的视角，去剖析和解构犯罪的手法，其目的是为了揭示真相，而非指导犯罪。您將侦探的思维工具，与罪犯的作案工具混为一谈，这本身，就是一种逻辑上的巨大谬误。您这是在指责那位打造钥匙的锁匠，而不是开锁行窃的盗贼！”

一阵压抑的低笑声，从记者席中传来。

克罗夫特的脸色一僵，显然没料到对方会如此犀利。

而对於亚瑟提出的观点，他一时之间，也没办法反驳。

他立刻拋出了第二个问题：

“好！我们暂且不论方法！我们来谈谈『道德影响』！您笔下的歇洛克·福尔摩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孤僻、傲慢，蔑视苏格兰场的官方程序，甚至在某些时候会为了他所谓的『正义』而隱瞒证据！您將这样一个离经叛道、无视规则的人，塑造成一个英雄！请问，当伦敦的年轻人，爭相模仿的不是他所谓的『智慧』，而是他那份对权威与秩序的蔑视与傲慢时，您又该如何为这种恶劣的社会影响负责？！”

这个问题，触及了维多利亚时代最敏感的“秩序”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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