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常委会议室的空气在2015年4月的这个午后，显得格外沉静。椭圆形的红木长桌擦得鋥亮，倒映著头顶柔和的灯光。十三名常委已经就座，沙瑞金坐在北侧正中，面前摊开一本笔记本，旁边放著几张照片。

周瑾坐在沙瑞金左手边第三个位置，面前的文件夹里是他牵头起草的《汉东省扶贫开发工作提质增效实施方案》。他能感觉到，今天会议室的气氛与往常不同——没有会前的低声交谈，没有文件翻动的哗哗声，每个人都安静地等待著。

“同志们，”沙瑞金开口了，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今天常委会的议题只有一项——我省的扶贫开发工作。”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缓缓扫过会场：

“可能有的同志会想，扶贫是常规工作，年年讲、年年抓，为什么今天要在常委会上专题研究？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花一个下午来討论这件事？”

会议室里只有空调送风的细微声响。

“因为前些天，我走了几个地方。”沙瑞金翻开笔记本，动作很慢，像在回忆，“石樑河、西南岗、革命老区、黄河故道……走了六天，看了十几个村。”

他抬起头：“我看到的东西，让我几个晚上没睡好。”

李达康放下了手中一直转动的钢笔。高育良微微调整了一下坐姿，镜片后的眼睛望著沙瑞金。

“在石樑河，我从县城到村里，开了三个小时车。什么路？泥巴路，坑坑洼洼。村支书老陈在村口等我，五十八岁的人，头髮白了一大半。他说，沙书记，您是这八年来第一个到咱们村的省领导。”

“八年。”沙瑞金重复这个数字，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显得格外清晰，“抗日战爭也就八年。一个孩子可以从小学一年级读到初三的八年。”

他让工作人员打开投影。屏幕上出现一张照片：顛簸的土路，路边低矮的土坯房，远处是贫瘠的山坡。

“这条路，村民走了几十年。下雨天，根本出不去。老陈带我往山坳里走，路上告诉我，村里三百多口人，去年人均收入两千一百块。这数字怎么算的？把自家养的鸡、种的菜、山上捡的蘑菇，全折价算进去了。”

沙瑞金切换照片，画面是一个昏暗的屋內，墙壁糊著旧报纸，唯一的电器是一台十四寸电视机。

“在西南岗，我进了一户人家。夫妻俩都才四十出头，看著像五十多。女的患有风湿性心臟病，我问她去县医院看过吗？她说去不起——新农合报销完，自己还要掏一千多块，拿不出来。”

照片又换了一张，是灶台上摊开的作业本，旁边放著半碗咸菜。

“这家两个孩子，写作业就在灶台上写。我问女主人，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沙瑞金停下来，环视会场，“她说：『书记，我就想有个像样的桌子，让孩子不用在灶台上写作业。』”

会议室里响起低低的嘆息声。

“一张桌子。”沙瑞金的声音很轻，“在我们这些人眼里，一张桌子算什么？可对她来说，就是天大的奢望，是几年都实现不了的梦想。”

他关闭投影，会议室重新陷入正常的灯光下。但这光，此刻让每个人都觉得有些刺眼。

“革命老区，我去看望一位九十二岁的老d员。他1947年入d，参加过淮海战役支前工作。家里除了民政部门发的『光荣之家』牌匾，最值钱的就是那台旧电视机。老人拉著我的手说：『书记，我没什么要求，就希望咱们老区的年轻人，不用都往外跑。』”

沙瑞金深吸了一口气：

“黄河故道那边，情况更让人揪心。盐碱地，庄稼长不好。村小学就两个老师，要教六个年级。三年级以上的孩子，每天走八里路去镇里上学。我问一个孩子，累不累？他说不累，就是冬天的时候，天还没亮就要出门，到学校手都冻僵了。”

他顿了顿，声音沉了下来：

“同志们，我回来以后一直在想——我们汉东省，全国经济总量排前五，財政收入过万亿。高楼大厦我们盖起来了，高速公路我们修起来了，开发区一个接一个建起来了。可是——”

沙瑞金的手掌轻轻拍在桌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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