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克特开始不自觉地，去审视韦格纳政权推出的每一项政策。

当关於《土地改革法修正案》和全面推行“农业生產合作社”的详细文件传达到学院供他们“学习研究”时，西克特没有像冯·德·戈尔茨那样立刻斥之为“对私有財產的褻瀆”，而是试图去理解其背后的逻辑。

一天晚上，阅览室里，几位军官围在一份报导格利恩艾克村合作社使用拖拉机进行春耕的《红旗日报》周围，討论自然而然地开始了。

“看看这个，洛索夫，”

西克特指著报导和旁边的政策摘要，

“他们將分散的土地和劳动力集中起来，引入机械。如果这种方式能普遍提高粮食產量，那么……”

“那么就能养活更多人口，並为工业提供稳定的原料和市场，”

曼施坦因不知何时走了过来，接口道，

“將军，这本质上是一种国家主导的资源整合和效率提升。虽然过程必然伴隨混乱和抵制，但其战略目標——实现粮食自给並释放劳动力——是清晰且……符合国家利益的。”

曼施坦因已经下意识地用“国家利益”这个更中性的词，替代了原本可能使用的“帝国”或“王朝”。

“国家利益？曼施坦因，你也被他们洗脑了吗？”

一个尖锐的声音响起，是前总参谋部后勤局的法尔肯海因上校，

“这根本就是一场豪赌！强迫农民交出土地和农具，指望那些笨重的铁疙瘩和所谓的『集体劳动』能创造奇蹟？一旦失败，就是全国性的大饥荒！

而且，这彻底摧毁了私有財產权，动摇了社会秩序的根基！没有土地私有的激励，农民哪来的生產积极性？”

“积极性？”

古德里安插话道，

“法尔肯海因上校，当个体农民还在用马拉犁的时候，谈论积极性意义有限。看看这报导上说的，『人民牌』拖拉机深耕的效率是畜力的几十倍！集中土地才能大规模使用机械，这是工业时代的逻辑！

如果我们未来要建立机械化的军队，就需要强大的拖拉机和卡车工业作为基础，而稳定的农业產出是维持这一切的前提。

我认为，从长远看，这是正確的方向。”

“方向正確？过程呢？”

出身东普鲁士容克家庭的梅克伦堡少校冷冷地说，他的家族很可能正在经歷土地的“国有化”。

“我的父亲、祖父世代经营著我们的土地，我们了解每一寸土壤的习性。现在，一群柏林的官僚和所谓的『工作队』，要把我们的土地並给那些从前只会种自己一小块地的僱农，用统一的、僵化的方式去管理？

这不仅是抢劫，更是对农业知识和传统的践踏！我敢打赌，最初几年的混乱和减產绝对不可避免！”

“梅克伦堡少校，你说得对，混乱可能不可避免。”

隆美尔双手抱胸，开口了，他的目光仍停留在报纸上那张合作社社员列队出发劳动的照片上。

“但是，请看看他们的组织。像军队一样编组，统一指挥，任务明確。如果这种组织度能够保持，並且配以合理的激励——比如报导里提到的『劳动工分』制度，那么它有可能克服个体农民的散漫，形成一股强大的生產力量。

在战场上，纪律严明的营往往能战胜一群各自为战的勇士。农业生產，或许也是同理。关键在於执行者的能力和决心。”

“而且，”

西克特再次开口，他综合了各方的观点，

“我们不能只从我们熟悉的旧世界视角去看问题。旧的土地制度，確实在战爭后期无法有效动员粮食资源，加剧了城市的饥荒和动盪。韦格纳政权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活下去，是稳住政权。

他们选择了一条激进的道路，用集体化来確保粮食这一战略物资的控制和分配。这很残酷，但……从国家生存的角度看，或许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绝望环境下的选择。”

西克特顿了顿，环视眾人：

“我们在討论的，不仅仅是一项农业政策。我们是在试图理解一种全新的国家运作逻辑。

它是否高效，能否持久，时间会给出答案。但无论如何，否认它正在发生，並且已经展现出值得我们严肃对待的组织力和执行力，无疑是愚蠢的。”

一群人爭论不休，谁也没能说服谁，只能不欢而散，阅览室里陷入了沉默。

正方、反方、以及介於两者之间的务实评估，都已经被摆上了台面。这场討论没有改变任何人的根本立场，但它迫使这些前军官们，不得不超越简单的愤怒或鄙视，去更深入地思考这个红色政权的內在逻辑和潜在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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