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费加罗报》被放在了韦格纳的办公桌上。

秘书诺依曼谨慎地指出了那篇题为《红色恐怖下的“人间地狱”》的社论。

韦格纳放下手中的工作，拿起报纸，饶有兴致地阅读起来。起初，他眉头微蹙，但很快，嘴角便浮现出一丝混合著嘲讽与瞭然的笑意。

韦格纳放下报纸，对坐在对面的总政委施密特和宣传部门负责人摇了摇头，带著一种调侃的语气说到：

“施密特同志，你们都看看吧。我们巴黎的这位『老虎』总理和他的爪牙们，看来是真的急了。他们就像一群被踩了尾巴的猫，除了竖起毛、发出尖利的叫声，似乎也想不出什么新花样了。”

韦格纳点燃一支烟，深吸一口，继续说道：

“他们攻击我们经济凋敝，却看不见我们的工厂由工人自己管理，生產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而不是资本家的利润。

他们污衊我们政治压迫，恰恰是因为他们恐惧一个真正由多数人统治的、不再受银行家和地主奴役的社会。

他们哀嘆我们摧毁传统道德，无非是惋惜那个他们可以肆意剥削、而民眾只能逆来顺受的『美好的旧时代』一去不復返了。”

“这一切的指责，”

韦格纳总结道，

“都印证了一个朴素的真理：凡是敌人反对的，恰恰说明我们做对了。

他们骂得越凶，越证明我们的革命触动了他们的根基，打到了他们的痛处。”

在隨后的几天里，韦格纳在繁忙的工作间隙，亲自提笔撰写了一篇回应社论。

韦格纳没有选择与《费加罗报》在具体细节上纠缠，而是站在更高的哲学与歷史维度，进行了一场犀利的反击。

这篇以他个人署名、题为《寄生虫的哀鸣与创造者的自豪——答法兰西的绅士老爷们》的文章，迅速在《红旗日报》头版全文刊发。

（以下为社论节选）

《寄生虫的哀鸣与创造者的自豪——答法兰西的绅士老爷们》

卡尔·韦格纳

近来，我们巴黎的一些邻居，一些习惯於躺在殖民地血汗和本国工人白骨上享受“文明”生活的绅士老爷们，对我们德意志人民共和国发出了一阵刺耳的嗡嗡声。

他们拿著镀金的放大镜，拼命想在我们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寻找“污点”，並试图用最恶毒的语言將其描绘成“人间地狱”。

我们对此的回答是：先生们，你们找错对象了。

你们所哀嘆的“经济凋敝”，在我们看来，是终结了人剥削人制度后，財富第一次真正开始为创造財富的劳动者所共享的必然过渡。

是的，我们不再为巴黎沙龙里的虚掷千金而生產奢侈品，我们正在为每一个德国家庭的麵包、牛奶、住房和孩子的未来而生產。

这种“凋敝”，比起你们那座建立在里尔纺织女工12小时血汗劳作和阿尔及利亚农民被掠夺土地之上的“繁荣”，要乾净一万倍！

你们所恐惧的“政治压迫”，恰恰是无產阶级对少数寄生虫和吸血鬼的专政，是歷史的正义。

当你们用军队和警察镇压巴黎街头的罢工工人时，有什么资格谈论“自由”？

当你们的宪兵在殖民地肆意鞭打“黎文寿”们时，有什么脸面谈论“人权”？

我们的专政，是为了保护多数人不受少数人压迫；而你们的“民主”，不过是保证少数人永远压迫多数人的精致工具。这其中的区別，你们不懂，或者装作不懂。

你们所惋惜的“道德崩溃”，正是我们挣脱束缚在劳动者身上千年锁链时发出的鏗鏘之音！

我们摧毁的是奴役的道德、顺从的道德、认命的道德。

我们要建立的，是劳动者之间团结互助的道德，是敢於创造新世界的道德。当法国的工人们开始质疑为什么让娜们要忍受非人待遇时，你们当然会恐慌，因为这意味著你们赖以生存的旧秩序的基础动摇了。

绅士老爷们，你们的嗡嗡声，不过是歷史车轮前进时，必然要被碾碎的枯枝败叶发出的最后哀鸣。

你们说我们“穷兵黷武”？我们支援匈牙利兄弟姐妹反抗你们扶持的傀儡势力的侵略，这叫国际主义，叫捍卫革命。

而你们在全世界布满殖民地、用枪炮维持吸血秩序，那才叫帝国主义，叫强盗行径。

我们德意志人民，曾经在皇帝和容克的统治下，也成为过你们压迫其他民族的帮凶。

但现在，我们醒了。我们选择了另一条路——一条通过自身劳动创造价值、通过团结互助谋求共同福祉、通过坚持斗爭贏得彻底解放的道路。

这条路，或许充满艰难，但它通向光明的未来。

而你们那条路，儘管表面上依旧镶著金边，却早已腐朽不堪，註定要被扫进歷史的垃圾堆。

巴黎的绅士老爷们，继续你们的哀鸣吧。

这噪音，只会衬托出我们——新世界的创造者——在废墟上建设家园时的自豪与坚定！

韦格纳那篇《寄生虫的哀鸣与创造者的自豪》在国际舆论场引发了新一轮的震动。

其犀利的笔触、严密的逻辑和站在歷史高度的宏大视野，使得法国方面那些充斥著污名化、情绪化的反击显得苍白无力，甚至有些气急败坏的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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