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腓特烈斯海因区，五月的一个星期六早晨。

阳光刚刚爬上卡尔·马克思大街东侧，街角那家新开的店铺门前已经聚集起了人群。

白色的遮阳篷上印著醒目的蓝色字样——“国营机动车供应社第7分销点”，人们的目光都聚焦在遮阳篷下那三辆汽车上。

前挡风玻璃后掛著的价签让每一个路过的人都忍不住停下脚步：

“volksauto 標准型 - 1,950劳动马克”

汉斯·贝克勒今天休假，特意带上妻子出门享受周末。

一旁的妻子紧紧挽著他的手臂，眼睛瞪得圆圆的。

“一千九百五十马克……”她喃喃重复著这个数字。

“是真的。”

汉斯的声音有些发颤，他在国营机械厂当五级钳工，月薪280劳动马克。

妻子埃尔莎在纺织厂，每月160马克。他们省吃俭用，每月能存下150马克。

“按这个价……”

埃尔莎快速心算，

“我们现在的存款是……三千一百马克。够买一辆，还能剩下……”

“剩下的一千多马克，正好够给家里面装个车库。”

汉斯接过话，眼睛却没离开那辆展示车。

车头上，齿轮环绕麦穗的徽標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人群越聚越多。

一个穿著铁路制服的中年男人挤到前面，弯下腰仔细看轮胎。

“橡胶胎纹很深啊。”

他扭头对旁边的人说，

“我兄弟在码头工作，说现在从英国来的橡胶原料堆满了仓库。

国家签了长期合同，价格压得低。”

“汽油更便宜！”

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插话，他手里拿著最新一期的《劳动者技术月刊》，

“杂誌上说了，咱们从苏联换来的原油，炼出来的汽油比战前便宜了百分之六十！我算过帐，一辆这样的车，每月油钱不到十五马克！”

埃尔莎听到这里，轻轻拉了拉汉斯的袖子：

“如果是真的……你每个月去给东边的分厂培训，就不用著急起床赶第一班郊区火车了。”

汉斯点点头，想起那些在寒冬清晨瑟缩在站台上的日子。

他向前挤了挤，人群內，一个穿著蓝色工作服、胸前別著“供应社服务员”徽章的年轻姑娘正打开驾驶座的车门。

“同志们可以看看车辆的內部情况！”

姑娘的声音清脆，

“四个標准座位，后排座椅可以放倒装货。方向盘是全新设计，转向轻便。

仪錶盘有速度表、油表和里程表——简单可靠，容易维修。”

一个头髮花白的老农伸手摸了摸座椅的布料后转向眾人，

“我是布兰登堡集体农庄的，我们庄上申请到了一辆卡车——就是这牌子，拉货的型號。

上个月收甜菜，一天跑三趟去柏林，以前用马车得两天。

车没坏过，油也便宜，我们村的会计同志说运输成本降了一半还多。”

“路也好走了！”

另一个穿著工装裤的男人接话，

“我在劳动建设兵团干了八个月，修的就是柏林到波茨坦那段新公路。

你们去城外看看——双向四车道，全是沥青铺的，没有坑，没有马车挡道。

我们班长说，这路设计的就是给汽车跑的，將来要通到汉堡，通到慕尼黑……”

汉斯听著群眾们的议论，他想起1918年的冬天。

那时战爭刚结束，柏林街头没有汽车，他每天步行两小时去工厂——工厂其实已经停產，他只是去排队领那点可怜的救济粮。

埃尔莎怀了孕却营养不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没能活过那个冬天。

“同志，我能试坐一下吗？”

一个声音把汉斯拉回现实。

是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已经坐进了驾驶座，兴奋地摸著方向盘。

服务员姑娘笑著点头：

“可以的，但今天还不能试驾——得需要驾驶证才可以开车上路哦。”

“驾驶证是什么啊！”

“我听说了，”

铁路工人提高嗓门，

“交通部的新规定，满十八岁，通过理论和实操考试，就能拿到驾驶证！”

埃尔莎忽然轻声说：

“汉斯，你还记得1919年春天吗？我们领到第一张劳动券，去换土豆和麵粉。你跟我说：『至少我们不用吃树皮了。』”

汉斯记得。

他怎么可能忘记。

那时韦格纳主席建立的新政府刚刚稳住国內局势，粮食配给制虽然严格，但每个人都分到了活下去的口粮。

后来，劳动券变成了劳动马克，工资恢復了，商店里的货架慢慢满了起来。

先是有了肉，有了糖，有了咖啡。

然后是他们现在住的这间公寓，战前他们一家五口挤在更小的房间里。

“这才几年……”

汉斯喃喃道。

“四年半。”

埃尔莎准確地说，

“从1918年11月到现在。”

埃尔莎看著那辆汽车，眼神变得坚定，

“汉斯，我们买一辆车吧。”

“可是……这是很大一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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