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人民委员会主席办公室

深夜十一点。

卡尔·韦格纳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手里拿著一份电文。

窗外，柏林城的灯火在夏夜中延伸，远处，亚歷山大广场上新安装的霓虹灯牌闪烁著

“全世界无產者，联合起来！”的標语照亮了半条街。

电文上的文字他已经读了第三遍：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於今日正式成立……各共和国代表全票通过……列寧同志虽未出席仪式，但全程指导了筹备工作……期待与德国同志並肩推动世界无產阶级革命事业……”

玻璃上倒映出韦格纳的面容——比四年前在304高地时有些成熟了，鬢角也有了些许白髮，只有那双眼睛，依然保持著清醒与沉重。

韦格纳转身走回办公桌。

在桌面上找出了三份文件：

最左边是苏联成立贺电的德文译本；中间是德国驻莫斯科贸易代表发回的报告；右边是一份医疗档案的摘要——列寧同志的病歷。

韦格纳拿起医疗档案。

上面的德文记录是他亲自要求卫生人民委员部整理的，资料来源包括：

去年赴俄的德国医疗专家组回忆、与列寧有过接触的共產国际工作人员描述、以及从瑞士弄到的旧病歷。

“进行性动脉硬化……脑血管损伤……右半身瘫痪进行性加重……语言功能受损……”

韦格纳闭上了眼睛。

那个躺在戈尔基村床上不能动弹的老人，那场最终导致苏联走上特定道路的权力斗爭，那个在二十世纪投下漫长阴影的巨人及其悲剧。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在这个时空里，他曾多次通过正式和非正式渠道，邀请列寧来柏林接受治疗。

德国有全欧洲最好的神经內科医生，有比莫斯科更充足的药品，有更稳定的生活环境。

但每次邀请都被婉拒——有时是“工作繁忙”，有时是“不便离开”，最近一次的回电甚至直接说：“我的战场在莫斯科。”

韦格纳理解这种固执。

一个缔造了革命的人，怎么可能在关键时刻离开自己的心血呢？

他放下病歷，拿起驻柏林特使的报告。

“……签字仪式上，托洛茨基始终保持沉默，但在乌克兰代表提出『退出权』条款时微微点头……季诺维也夫宣读主席贺电时，史达林全程记录……仪式结束后，核心层在小会议室闭门討论近两小时……”

韦格纳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个发往苏联的贺电——什么“最坚定的盟友”，什么“易北河与伏尔加河”——每一句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他在为德苏的关係设定下大体框架：是平等的战略伙伴。

在这个框架下，德国可以学习苏联的革命经验，但绝不会接受来自莫斯科的指挥棒；可以与苏联进行深入的经济军事合作，但必须保持政治和意识形態的独立自主。

这样做风险很大。

韦格纳知道莫斯科那些人的性格

一个不受控制的、强大的、拥有自己革命理论的德国，对莫斯科的有些『同志』来说可能是比资本主义国家更棘手的“问题”。

但韦格纳必须这样做。

在他的记忆里，那个一度席捲半个世界的红色帝国最终在1991年冬天轰然倒塌。

他记得自己——在另一个时空的那个自己——还是个年轻学生时，在图书馆翻看苏联解体的报导时那种复杂的失落感。

一个理想如何从诞生走向异化最后破灭掉的悲剧。

“我不能让德国走上那条路。”

韦格纳低语，

“也不能让革命因为大国沙文主义而变质。”

但这需要微妙的平衡。

德国需要苏联——作为战略纵深，作为资源来源，作为分担西方压力的盟友。

苏联也需要德国——作为技术来源，作为对抗西方的前沿，作为革命合法性的证明。

问题在於：

这种需要能否转化成健康的合作，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依附或控制？

“铃铃！”

桌上的电话铃响了。

韦格纳走回去接起。

“主席同志，我是奥托。”

听筒里传来克朗茨的声音，

“收到莫斯科的回电。他们感谢您的祝贺，並正式邀请您访问苏联。措辞很是热情。”

“有多热情？”

“非常热情。提到『兄弟般的期待』、『歷史性的会晤』、『共同规划世界革命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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