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比数据更深刻的，是普通人的生活。

四十二岁的扬·科瓦尔斯基住在波兹南老城区，战前是手艺最好的锁匠之一，也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

1920年苏波战爭时，他志愿参军，腿上至今留著弹片伤疤。家里墙上曾掛著一幅毕苏斯基肖像，下面写著：“波兰属于波兰人！”

1月17日，他犹豫再三，还是去了新设立的“边境工作办公室”。队伍排了很长，都是和他一样的中年男人。

“姓名？职业？”

“扬·科瓦尔斯基，锁匠……十五年经验。”

工作人员——一个看起来不到二十五岁的波共青年——快速记录。

“古本机械厂需要精密零件装配工，要求能看懂德国机械图纸。你有德语基础吗？”

“会一点……战前跟德国师傅学过。”

“日工资3.8马克，包午餐，厂里有诊所，子女可入託儿所（需另付少量费用）。

合同期三个月，可续签。同意吗？”

扬愣住了。3.8马克，按新匯率约4.6兹罗提。在波兹南，最好的锁匠一天也就挣2兹罗提，还不包饭。

“同……同意。”

两天后，早上五点，他坐上开往古本的专列火车。车厢里挤满了波兰工人，没人说话，只有车轮撞击铁轨的单调声响。过边境时，德国边防军上车检查並发了传单：

“欢迎来到德意志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

请注意，我国法律规定：八小时工作制神圣不可侵犯，超时工作必须支付1.5倍工资。如有劳资纠纷，可联繫当地工会……”

古本机械厂比扬想像的大得多。

六栋整齐的厂房，每栋都有四层楼高。厂区里有花坛，甚至有个小足球场。

扬的德国工长是个五十多岁的禿顶男人，

“科瓦尔斯基是吧？来，先看这个。”

工长递给他一张图纸，又指了指工作檯上的零件，

“今天任务：装配五十个这样的齿轮箱。標准工时六小时，做不完可以加班——但我不建议，因为加班要填三张表，麻烦。”

扬工作到下午三点就完成了。

工长检查后点头：“质量不错。你可以下班了，或者去培训室，那里有技工课程，免费的。”

培训室里，十几个波兰工人正跟著德国老师学看液压原理图。扬找了个位置坐下。课间休息时，他和一个叫沃伊切赫的年轻焊工聊天。

“你以前在哪工作？”扬问。

“罗兹的纺织厂，一天干十二小时。”沃伊切赫咳嗽两声，

“这里的工厂……不一样。昨天我咳嗽，工长直接让我去诊所，医生开了药，没收钱。”

“为什么？”扬不解，“德国人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

旁边一个德国工人听到了，用生硬的波兰语插话：

“同志，不是『德国人对你们好』，是《劳动保护法》对所有人都一样。

我是德国人，我咳嗽了也一样免费看病。”他顿了顿，“十年前，我也在资本家的工厂里每天干十四小时，肺快咳出来了也没人管。是革命改变了这一切。”

晚上回到波兰的家中，扬的妻子急切地问：“怎么样？受欺负了吗？”

扬摇摇头，从口袋里掏出今天的工资——实发3.8马克，还有一张食堂的餐券存根。

“你看，这是午饭，有土豆燉肉、麵包、苹果。工长说，明天有鱼。”

他坐在桌前，给在乡下弟弟写信。

写到一半，他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毕苏斯基肖像，沉默许久，最终没有取下它，只是在旁边贴上了一张从德国工厂带回来的宣传画：

一个德国工人和一个波兰工人並肩操纵工具机，下面写著德波双语標语：“我们创造价值，我们分享成果”。

信的最后，他写道：

“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德国工人不闹革命——因为他们过得比我们好。

如果波兰也能这样，谁还会想去打仗？而如果波兰不能这样，那么战爭迟早还会再来，因为飢饿的人什么都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