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2月下旬至1929年1月初，法国南部，马赛郊外工业区

勒菲弗用冻得发僵的手指，再次数了数口袋里那几张皱巴巴的纸幣和寥寥无几的硬幣。

不够，远远不够。

勒菲弗兜里的这点钱，连昨天街边的麵包铺里掛出的那个可怕新价签的一半都不到。

他站在自家简陋公寓的窗前，看著外面铅灰色天空下萧瑟的街道。

曾几何时，当法共在北方起义，通过《日內瓦协议》在议会和街头都爭得一席之地后，皮埃尔和南方的工友们確实感受到了一丝变化。

迫於法共和共產国际的压力，当时的法国政府不得不在议会里通过了几项法案：

法定了最低工资標准，缩短了一点法国工人阶级的工作时间，承诺改善工厂安全条件。

工人们的罢工权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承认，各地的工会活动也比以前大胆了些。

法国社会上的物价虽然也在涨，但南方工人们的工资似乎勉强能跟上。

勒菲弗记得，1927年的圣诞节，他甚至能给妻子和两个孩子带回一小瓶真正的葡萄酒和一块额外的鹅肝酱，那短暂的丰足感曾让他们觉得，法共参与到国家治理来，往后的日子或许真的在慢慢变好。

然而，不久前从美国传来的金融崩溃消息，轻易地摧毁了法国社会这脆弱的平衡。

皮埃尔工作的造船厂曾经因承接改装商船和部分远洋订单而忙碌。但是在上个月突然宣布“无限期停工”。

造船厂的厂主，那个总是梳著油头、自称与美国投资人关係密切的该死的资本家，在不久前最后一次简短露面时，面色灰败地宣称“全球需求萎缩，信贷冻结，公司財务已无法维持”。

勒菲弗和厂子里的工人们的工资只发到了十一月中旬。

等到皮埃尔拿著这些钱去购买生活必需品时，才发现法郎的购买力每天都在缩水。

法郎，这个曾经象徵法兰西荣耀的货幣，如今成了烫手的山芋，无人信赖。

报纸上每天都在报导匯率新低，黑市里德国劳动马克、瑞士法郎大行其道。

就连市面上麵包的价格，这个最关乎法国大眾底层最低生存的指標，在过去一个月里翻了不止两番。

牛奶、黄油、土豆、煤块……所有法国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都像断了线的气球，疯狂上窜。

而南方工人们收入的那一端，已经彻底崩解了。

皮埃尔的妻子，原本是在纺织厂做零工补贴家用的，但是那个厂子也在上周关门大吉了。

失业潮迅速扩散到了整个社区。

政府的救济金是杯水车薪的，且发放迟缓，苛刻的资格审查和漫长的排队耗尽了法国底层人民的最后一丝尊严。

在经济危机不久后，在公民们传言中政府为了挽救经济颓势的“公共工程计划”只闻其声，不见其影。

勒菲弗的积蓄——本来是为孩子上学和应付不时之需而一点点攒下的——在支付了暴涨的房租和购买了几次高价食物后，已经开始见底了。

法国的寒冬成了民眾们另一个凶恶的敌人。

煤价高昂，人们不得不减少取暖时间，全家挤在唯一还有点热乎气的厨房里。

勒菲弗的小女儿索菲前几天就已经开始被冻得咳嗽了，勒菲弗和玛丽忧心忡忡，去药房一问，简单的止咳药品的价格也涨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

没办法，他们只能熬著，希望孩子的抵抗力让她能挺过去。

对比成了最尖锐的讽刺。

在街头的广播里偶尔会提到法国北方赤区的情况——虽然政府的电台总是语带隱隱的贬斥之意，但一些无法被法国媒体完全掩盖的消息还是会透出来：

那里物价相对稳定，食品配给制保障了基本供应，公共工程在继续，没有大规模失业。

工会和工人委员会似乎真的在管事。

勒菲弗在工会认识的一位老朋友，半年前因为工作调动去了里尔，最近偷偷给勒菲弗寄来一封信，信里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提到“工作照常，食堂供应热汤，孩子学校有取暖”。

寥寥数语，却勾动了勒菲弗的心。

就在勒菲弗他们家这个贫民区几条街外，那些有钱人的街区，似乎並未受到太大影响。

咖啡馆里依然飘出浓郁的咖啡香气，商店橱窗里陈列著昂贵的商品，汽车依然驶过。

报纸上还在爭论是否要进一步削减公共支出、提高税收来“稳定法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政客们在巴黎波旁宫互相攻訐，却拿不出任何真正能缓解普通人痛苦的方案。

勒菲弗觉得，自己和家人，还有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的工人、小职员、破產的小店主，被这个国家遗忘了。

有时，勒菲弗甚至在想，如果当初法共在南方搞工运的时候，自己也豁出去了，加入到法共的队伍里，是不是现在的生活就不会过得如此艰辛了。

如果南部的法国工农阶级能像北部的同胞们那样，是不是一个像邻居红色德国那样的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在法国建立呢。

一天傍晚，勒菲弗在空荡荡的船厂外徘徊，遇到几个同样失业的工友。

大家围著一个锈蚀的铁桶，点燃了些废木料取暖。

沉默中，一个年轻工人低声说：

“我听说，北边（法共控制区）的人，正在组织『冬季互助会』，还从德国那边搞到了便宜的粮食和煤……”

“那有什么用？”一个老工人啐了一口，“远水解不了近渴。政府不会让那些东西运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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