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身折回那条红巷。巷子两侧的红墙在薄雪中显得格外沉寂、厚重，墙皮有些剥落，露出底下灰黑的底色，像一段凝固的旧时光，让人联想到古寺或深宫。我知道红墙尽头是兰城电影製片厂，再往里，穿过一个小门，就是我们的学校。半年前父亲送我来的情景忽然清晰——那是九月初，暑气未消，他扛著最大的行李袋，我背著书包跟在后头。梧桐叶子还没黄，绿荫蔽日。他帮我安顿好床铺，买了暖水瓶、脸盆、饭盒，每样都仔细检查。临走时，夕阳正西沉，他的背影被拉得很长，在新建的水泥路面上微微佝僂著。我站在宿舍院子外看他走出校门，在门口停顿了一下，似乎想回头，但最终没有。那一刻，我忽然懂得了一种从未体会过的情绪，那是一个父亲送儿子走向他无法跟隨世界的孤独。

转眼间，我竟已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半年。兰城，用它喧腾的马路、陈旧和崭新交替的楼群和混杂的方言，以及那种在窘迫中依旧挣扎向上的劲头，让我看见了“村外”世界的模样。它比我长大的村庄、比我所居住的县城大得多，也复杂得多。精彩吗？也许。但这份精彩，总需要付出一些代价，听不懂的本地口音、食堂饭菜里陌生的香料味、夜晚高架桥上永不熄灭的车灯河流，以及某种深植於城市骨子里的、不动声色的距离感。

回到女生宿舍院子，刘阿姨正在门房里用电炉子烤土豆片，香气飘出来。我敲敲玻璃窗：“阿姨，我再进去一下，接个同学。”

她头也不抬：“去吧去吧，快点出来啊。一会儿领导来检查，我可担不起。”

“哎，谢谢阿姨！”

院子里比刚才更安静了。我走到袁萍的宿舍门前，门开著，她正坐在床边叠衣服。见到我，她站起身，有些侷促地捋了捋头髮——她是个瘦瘦小小的姑娘，戴眼镜，平时在班里很少说话。

“付明刚走，”她说，“他八点半过来接我。”

“都收拾好了吗？”我问。她的行李很简单，一个中型行李箱，一个书包。

“好了，”袁萍笑笑，“真是麻烦你们了。还要帮我拿东西……”

“老乡之间，客气什么。”我说。

“真好。谢谢你景辉。”袁萍低下头，继续叠一件毛衣，“平时和大家来往少，……我性格有点闷，不太会主动找人说话。”

“以后多走动就是了。”我宽慰道，“中专三年呢，慢慢就熟了。”

我又问了袁萍李琼她们的宿舍。袁萍指著前面第三个宿舍说，那边第三个就是。

我告辞出来。朝著李琼她们的宿舍走去，数著走到第三间宿舍门口，看到门虚掩著，留了一条缝。里面有女孩子说话的声音，咯咯的笑声，还有收音机模糊的音乐声。我敲了敲，里面传来胡燕清脆的“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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