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头可以暗藏，作为改变的推力，却不能成为伤害母亲的藉口。

我依旧每天早起，扫院子，餵鸡，劈柴。依旧定期打扫屋子，擦窗户，整理杂物。依旧每天掀开门帘换气，儘管冷风会让屋里温度下降，母亲会抱怨“费煤”。依旧让香皂的淡淡香气飘在空气中，儘管母亲偶尔会说“闻不惯”。

家，似乎真的渐渐明亮了一些。窗户乾净了一些，阳光也照进来更多；物品整齐了，找东西方便了；空气流通了，那股陈腐味淡了。母亲嘴上不说，但我能感觉到她的变化，她也渐渐开始用香皂洗手了，虽然每次只用一点点；她炒土豆丝时，真的放了一点点醋，虽然放得小心翼翼，但能够改变已实属不易。

我们还是一起吃饭，还是一样沉默。但沉默的內容似乎不同了。从前的沉默是习惯，是没什么可说，现在的沉默却像是在克制，怕说错话。我们都小小心翼翼地维持著某种平衡。

腊月二十三，父亲回来了。

他是坐夜班车到的，天黑下来才进了门。当我听见脚步声，从屋里走出来，看到一个黑影站在门外，背著大包小包。进屋后，在灯光下我才看清：他更黑了，更瘦了，脸上皱纹更多了，手粗糙得像树皮，指甲缝里嵌著洗不掉的油泥；棉袄袖口磨烂了，露出里面的旧毛衣。

“爸。”

他点点头，把包放下，搓著手：“冷。”

母亲也走过来，给他倒热水，热饭。父亲坐在炕沿上，喝了一大口水，然后打量我说：“这小子长高了。”

其实我没长高，是他记忆中的我还停留在半年前。或者说，是他希望我长高了，在父母眼里，孩子的成长是肉眼可见的慰藉。

我拿出那顶帽子给他。他接过去，摸了摸毛，戴在头上。帽子有点小，他调整了一下，笑著说：“暖和。”

那一刻，我心里一酸。就这么一顶人造毛的帽子，就能让他高兴。他的要求如此简单。而我，却想要那么多，体面的生活，精神的交流，世界的广阔。

父亲在家待到年刚过完就走了，说是要去收一下帐，另外，就是再跑跑业务，好要为明年的活儿找下家，他的打井队养活著七八个人呢，现在国家对机井的打建已经开始管控，对他来说是个不幸的消息。他还有一万多的帐还没有还完呢。要是帐要回来了，还能回来在家待几天。

他临走前夜，他把我叫到院子里，递给我一支烟——是廉价的“兰州”烟。我记得他以前当修理厂厂长的时候，至少抽的是红塔山。这么多年还帐的日子，让他变得谨小慎微。

我接过，点燃。我不会抽菸，呛得咳嗽。他笑了，自己也点了一支，深深吸一口，吐出的烟雾在寒夜里迅速消散。

“好好读书，”他说，“別像你爸，一辈子没出息。”

“嗯。”

“你妈脾气不好，你別跟她计较。她不容易。”

“我知道。”

“家里的事你不用管，有我。”

我看著他。月光下，他的脸半明半暗，眼睛里有我从未见过的疲惫。这个男人，用肩膀扛起这个家，二十年如一日。他沉默，不是因为他无话可说，是因为他把所有的话都化作了汗水，滴进了这片土地。

“爸，”我说，“你也注意身体。”

他点点头，把菸头扔在地上，用脚踩灭。然后拍拍我的肩膀，手很重，像要把什么责任传递给我。

父亲走后，家里又恢復了平静。我还是每天看书，偶尔给母亲帮帮忙。但心思早已飞远。我数著开学的日子，既盼望离开，又愧疚於这份盼望。我甚至开始想像未来的生活，中专毕业，在兰城找个工作，租一间乾净的房子……

腊月二十八，下了一场大雪。早晨推开门，世界一片洁白，厚得没过脚踝。我和母亲一起扫雪，这次我主动去村口倒雪，依然绕开四爷家的粪堆。

回来时，看见四爷站在他家门口，朝我招手。

我走过去。他穿著黑棉袄，戴著棉帽，鬍子上结著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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