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荣显心里，荣慎之是家族寄予厚望的读书人，要守著科举功名的清誉，兴旺家族，而荣显，才是他真正为自己而活的样子，要活得痛快。

这两者，他向来分得明明白白，半点不影响。

或许有人会说，荣显便是荣慎之，何必自欺欺人，这话在他听来，只觉得惹人发笑。

朱熹的名声够大吧？

作为大周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学术著作与思想理论影响深远，在当时更是文坛与思想界的顶流，声名响彻朝野。

可即便是这样的人物，不也被政敌弹劾，指控其与儿媳私通、纳尼姑为妾等严重私德污点，甚至被斥为“偽君子”。

这些污点，哪一个不比他荣显打人、耍紈絝性子来得恶劣？

可这些私德非议，耽搁朱熹的名声了吗？

並没有。

他的文坛地位依旧无人撼动，甚至被后世奉为“朱子”，受人敬仰。

这就是读书人的玩法——文名是天赋与学识的积累，私德却关乎个人底线与选择，二者往往互不干涉。

只要他名气够大，官职够高，荣家就是清流门户，那怕他私底下玩嗨了也没事，半点不影响。

或许有人说，大周对於私德也是有標准的，影响个人做官，別闹了，这话也就骗骗小孩子。

究其根本，大周对文人私德的宽容，核心便是公域守忠君报国的底线，私域近乎放任自由。

文人逛青楼、蓄姬妾、诗酒风流，不仅不算失德，反而会被视作雅趣或者才情写照，连士大夫圈层都默认追捧。

只要不触碰谋反、叛国、严重贪腐这类公罪，私生活里的薄情、諂媚、放纵等瑕疵，要么被舆论美化，要么被视而不见，几乎不会影响仕途与声誉。

不信且看秦观，“苏门四学士”之一，婉约词坛的宗师，一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流传千古，文名满天下。

可他私德爭议极大，早年流连青楼、声色犬马，还曾为攀附权贵写諂媚诗文，更被指薄情寡义，对患难伴侣始乱终弃，与词中深情形象反差巨大，时人讥讽其“词雅人俗”。

可即便如此，他的官职变动也只因党爭，而非这些私德问题。

再看吕惠卿，北宋文坛名家，诗文、经学造诣深厚，与王安石、苏軾等名家交游，文名显赫。

作为王安石变法的核心骨干，他確有实打实的才学，却极度自私阴狠——为夺权背叛恩师王安石，罗织罪名构陷旧友，掌权后更是贪赃枉法，利用文坛声望包装自己，实则行事卑劣，被《宋史》列为奸臣。

可他的官运起伏，也多因政治斗爭与朝堂站队，而非私德污点被追责。

这般严重的私德问题，依旧不耽搁他们做官、享名，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大周士大夫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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