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他站出来了，她应该高兴，可心里更多的是复杂。

就像母亲说的，人不是石头，会变。可变的背后是什么？是良心发现，还是利益权衡？

李雪梅忽然想起高一上学期，张素芬让写的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父亲》。

她没写。

不是不会写，是不想写。

她交了一篇《我的母亲》，张素芬老师看完后，特意把她叫到办公室，温和地问：“为什么不写父亲呢？虽然你写的很好，但这是离题，按道理我只能给你零分。”

她当时说：“父亲……没什么可写的。”

张素芬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有时候，缺席也是一种存在。”

这句话她记了很久，但依然没有动笔。

有些东西，不是文字能承载的。

小时候，她需要父亲教她认字，父亲在爷爷的骂声中低著头。

她生病时，需要父亲抱著她去卫生所，父亲蹲在院子里抽菸。

她被同学嘲笑是“没爹疼的孩子”时，需要父亲站在她身边，父亲在田埂上假装没听见。

一次次的缺席，一次次的沉默，在时间里垒成了一堵墙。如今父亲终於想翻过这堵墙，却发现墙已经太高，高到他伸手也够不到墙头了。

而他翻墙的理由，不是因为她是他女儿，而是因为她有出息了、能给家里挣钱了、办成了事。

李雪梅睁开眼，看著窗外飞逝的田野。

庄稼收割后的土地裸露著，褐色的泥土一块一块，如同大地的伤疤。远处有农民在烧秸秆，灰色的烟柱笔直地升上天空，在云层下散开。

她忽然想起很小的时候，有一次问母亲：“妈，爸为什么不爱说话？”

马春兰当时正在缝衣服，针在头髮上蹭了蹭，头也没抬：“你爸不是不爱说话，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为什么不知道？”

“因为他从小就被告诉，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说错了，要挨打。说多了，也要挨打，时间长了，就忘了怎么说了。”

那时候李雪梅还不懂，现在她好像明白了一些。

父亲不是坏人，他只是个懦弱的人。懦弱到不敢违抗爷爷，不敢保护妻女，甚至不敢表达一点点真实的关心。他的世界很小，小到只有爷爷的喜怒，只有会不会挨骂和会不会挨打这些最本能的恐惧。

而昨天，他第一次鼓起勇气，对抗了那份恐惧。

可李雪梅再次想起那个问题：如果我依旧没用，你还会帮我们吗？

父亲说“会”，可他的沉默和尷尬，以及所有不自然的反应，都给出了真正的答案。

他懦弱，但他分得清利弊。

他不是坏人，可他同样也不是一位称职的父亲。

车子顛簸了一下，把李雪梅从思绪中拉回。

旁边座位上的婴儿哭得更响了，母亲手忙脚乱地哄著，可或许是因为陌生的环境，小孩哭得更厉害了，最后还吐了奶。

李雪梅从包袱里摸出一块乾净的手帕，那是马春兰给她准备的，虽然旧，但洗得很乾净。

她递过去：“阿姨，用这个擦擦吧。”

那女人愣了愣，接过手帕，连连道谢：“谢谢姑娘，谢谢！”

“不客气。”

简单的善意，让那女人放鬆了一些。

她一边给孩子擦拭著，一边和李雪梅搭话：“姑娘是学生吧？在哪儿上学？”

“市一中。”

“哎哟，重点中学啊！真厉害！我娘家侄子也在那儿，高二了，叫刘建军，你认识不？”

李雪梅摇摇头：“我们年级人多，不一定都认识。”

“也是，也是。”女人笑著，哄著怀里的孩子，“好好念书，將来考大学，跳出这穷山沟。你看我们，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没啥出息。”

李雪梅笑了笑，没说话。

女人又问：“你爸妈是做什么的？”

问题很普通，可李雪梅却愣住了。

她张了张嘴，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种地的。”最后，她只说了这三个字。

“哦，农民好啊，实在。”女人没察觉她的异样，自顾自地说，“我男人也是种地的，去年跟人去山西挖煤，伤了腰，现在干不了重活。家里就指望著那几亩地，唉……”

她嘆了口气，怀里的孩子终於不哭了，睁著圆溜溜的眼睛，好奇地看著李雪梅。

李雪梅摸了摸孩子的小手，软软的，温热的。

“会好起来的。”李雪梅轻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