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符三年，那“赵普以半部《论语》佐太祖定天下，半部佐太宗致太平”的坊间传言尚未兴起，自然也无后世儒生动輒便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自矜的浮夸风气。

此事须待百余年后，朱子之学由“偽学”渐为官家所重，擢升为士林正统，方得滥觴。

自彼时起，儒学於礼法规制、心性修养、经世济民诸方面，方构筑起一套条理门径清晰的治学体系。

朱熹新学，不再仰赖前代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等穿凿之说以为支撑，儒家门徒仿佛自故纸堆中寻获了一件称手利器，重新握紧了《尚书》所载的治国纲维。

昔日汉末今文、古文之爭导致《尚书》政统法理莫衷一是的困局，至朱子勘定“四书五经”次序，方得廓清。

这也是明清士子多奉朱子如宗教先知，乃至敬拜不輟的缘由所在。

无论今文《尚书》抑或古文《尚书》，其中“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皆被反覆申说，“以德配天”便成了士大夫阶层面对日益集中的皇权时赖以立身諫君的最后依凭。

《尚书·周书》诸篇，几乎言必称“德”，要求人主“明德”、“崇德”、“敬德”，其具体內涵则在於“修身”、“慎罚”、“保民”。

此外，“德”更包蕴孝悌之道，强调敬奉父兄，敦睦人伦，以维繫宗法秩序。

若有悖此“德”，则“天”必降罚惩，这“天”是什么自然不必多说，那肯定就是皇帝了。

后世所詬病之礼教桎梏，其体系至朱子手中彻底完备。在此背景下，才有读书人敢放言“半部《论语》治天下”这般豪语。

然此种种，这些在北宋尚未萌发。儒家学术尚未全然遁入保守僵化的境地。

上述儒学之蜕变，实为赵宋南渡之后，士大夫群体於国破山河在的惨痛中，对皇权、士大夫与国运关係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

可惜的是因为宋儒缺乏严谨的治学工具与歷史发展的眼光，其反思虽用心良苦，但路径已经完全出现了偏差。甚至为抗衡佛道的挑战，不免开始逐渐学习宗教治学的方法。

在东旭看来，朱子日后集理学之大成，於保存並梳理华夏文脉確有殊功。但是，將儒家经典严密整合於一“道统”框架之內，亦在某种程度上终结了汉唐以来儒者自由疏解经籍的传统，最终使学问渐趋教条化，染上了几分宗教气息。

但当此之时，激盪於士林心中的仍是王荆公“天命不足畏，眾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的雄健气魄。

此言与后世流传略异的“三不足”之说，皆昭示著当下正是儒学將抉择於“宗教化”与“政经化”两条道路的关键时刻。

而此时，也是东旭带李清照上门了解佛门戒律歷史变化的对照教学。

“师傅，今日缘何带弟子来这大相国寺？若是为逛瓦市，似乎还未到最热闹的时日。”李清照隨著东旭走在汴河大街上，远远望见相国寺恢弘的殿阁，不禁好奇相询。

她平日来此多是趁著万姓交易的热闹，淘选些金石古玩，对听经礼佛也就求个心安而已。

如今的释门，早已深深捲入世俗经济。

僧侣或营田產，或涉商贸，更有四处“应副”法事者，无一不是精於算计之人，家有妻子亦是常有之事。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1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