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路则转进宝坻进逼香河，与进迫通县和顺义之日军，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的態势。

日本飞机在北平上空盘旋示威。

至5月下旬，日军已侵占平津以东地区22个县，进至北运河与蓟运河之间，已损失惨重的国军在此两河地区，勉强与敌对峙。

整个长城抗战，中国投入包括中央军、西北军、东北军、晋绥军及其他杂牌部队在內，共9个师，29个步兵师，5个骑兵师共25万人，伤亡4万余人，日军伤亡仅2600人（另二说伤亡四千余人或五千余人）。

第29军喜峰口大捷和第17军血战南天门、古北口，都是“最悲壮的牺牲”。

傅作义在奉命后撤时，曾对何应钦说：“只有敌军先撤，我们才能撤。我们决不在敌人火力下撤退”。

5月25日，何应钦派代表，参谋本部第二厅长徐祖詒以北平军分会上校参谋徐燕谋的名义赴密云，向日军第8师团长两羲一中將正式提议停战。

然后在日方擬定的《关东军司令官之意志》备忘录上签字，双方就停战谈判问题取得一致意见，该备忘录在永津备忘录上增加“日方为检查中方诚意，要派飞机侦察及必要的人员视察中国军队撤退情况，中方对此要给予保护和便利”，该条示永津临行前增加。

对此，徐燕谋提出异议，经爭议，最后將“人员视察”改为“或其它方法”。

隨后，关东军司令官命令各部队停止作战。

5月30日，中日停战谈判在塘沽日陆军运输派出所正式举行。

中方首席代表为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日方首席代表为关东军参谋副长冈村寧次。

日本海军舰艇同时开入塘沽港以示威胁。

5月31日，冈村寧次则蛮横地表示：“鑑於此次停战协定之性质（指日军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只需质问中方是否同意关东军所提示之协议案，故中方上述提案不在回答之列”。

中方代表熊斌曾提出，要求日方刪除协定草案的第4条（即关於“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一项）遭到日方拒绝。

日方坚持所提原案不得改动一字，中方首席代表被迫屈辱签字，且立即生效。

《塘沽协定》主要条款如下：

一，中国军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寧河、芦台所连接之线以西及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亦不各有挑衅扰乱之行动；

二，日军为证实第一项之实行情况，得隨时以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视，中方对此应予保护，並提供各种便利；

三，日军在证实中国军队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越过上述中国军之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並主动回到长城一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內之治安，由中方警察机关负责维持。上述警察机关不得利用刺激日军感情之武力团体”。

据此协定，河北省滦东等地的19个县被划作了“非武装地带”，中国军队无设防权力。

协定在实质上承认了日本侵占热河省的“合法性”，使“偽满洲国国界”扩展至长城一线，而且使平津地区大门洞开。

另外依第1条和第4条及附则规定，中国军队必须从冀东撤走，代之以“不刺激日军感情的中国警察机关”，变冀东为所谓“停战区域”。

这使得中国失去了在冀东实质性主权，“无形中造成中国领土的又一次割裂”。

毫无疑问《塘沽协定》是丧权辱国协定，助长了日本“华北自治运动”。

长城抗战的失败和主要原因。

除了中国贫落，美英等列强消极应对，更重要的原因是国內分裂。

而张学良消极应对，指挥又不利，且东北军集团內部派系斗爭，也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特別是东北军內部腐败，又保存实力，从热河全线溃败，到长城抗战的消极应战。

给整个中国军队作战造成极负面影响。

张学良和东北军是战败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