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三號，又一批新生入学。

七七级文学班来了十名新生，因此班上总人数达到48人。

这批新生的入学经歷，很好的印证了一个真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他们其实都落榜了。

但是恢復高考之初，积压的人数太多，许多成绩优秀的考生，只因年龄偏大被取消录取资格，不免忿忿不平。

这群考生便设法打听到自己的分数，不断上访，据理力爭，依靠他们的努力，市里这才破例扩大招生。

是的，都是首都学生。

所以说投胎也是门技术活。

四月六號，全校学生齐聚办公楼礼堂，听徐迟作报告演讲。

邱石自然也在，颇为感慨地坐在台下，听著徐老激情高昂的呼喊：

“现在是春天来了，清明节来了。但还是有从西伯利亚来的寒流，有从太平洋来的颱风。但是，春天毕竟是来了！”

邱石原本打算会后去拜访徐老，不成想先有人找到他。

这位可是个妙人，现年四十多岁，在北大做了十多年助教的青年教师谢勉。

后世有个外號——老顽童。

他的学生弟子们，被称作谢家军，谢家军评定三好学生的標准为：身体好、兴致好、食慾酒量好。

每年举办“食饼大赛”，並有《饺子记盛》《馅饼记俗》《春饼记鲜》等作品传世。

但谢勉老师绝不是玩物丧志的人。

后来他成为北大当代文学教研室的创建人之一，也是北大中文系第一位当代文学博士生导师。

朦朧诗就是他“赐名”的，三个崛起中的第一个《在新的崛起面前》，正是出自他的手笔，他在文章中首次用到“写得很朦朧”的字眼。

比批评家章明的那篇《令人气闷的“朦朧”》，早三个月。

由此引发了一场关於朦朧诗的大討论。

当然这是1980年的事。

办公楼外，邱石跟著谢勉老师，也不知道要去哪里。

谢勉见他似乎有些不解，含笑解释道：“我读大三那会儿，徐先生是《诗刊》副主编，他跑到北大找我，受《诗刊》主编臧克家先生之託，要我联合几个同学，写一本中国新诗史，后来我们就写了《新诗发展概况》。

“此书记载了我们的幼稚和鲁莽，但更记载了徐先生对我们的信任和爱护——他成为我们几人后来学术的启蒙人，引领我们走上了诗歌和文学研究的道路。”

邱石恍然。

谢勉道：“我也打算给你们文学班开门课，当代文学，有兴趣吗？”

邱石咧嘴道：“太有了呀！”

“嘿，你小子够捧场的，虽然不知道是不是实话，但我还是很高兴。”

两人一路閒聊，快要接近未名湖，来到钟亭时，谢勉老师停下脚步，说等等。

不多时，一位老人步履轻快地赶到，不是徐迟又是谁？

邱石上前见礼：“徐老。”

徐迟伸手与他握了握，笑道：“好久不见，走走？”

邱石却之不恭。

谢勉有意落后一个身形，只陪伴，不打搅。

三人漫步在未名湖畔，引来一些学生驻足打量，小声议论。

“妈嘞，那不是徐迟先生吗，过来赏景儿了？”

“还有中文系的谢勉老师，旁边那小子是谁？”

“小子？你最好不要被他听见，不然揍你没商量。七七级文学专业的邱石呀。”

“听说邱石的第一篇小说，徐迟先生作了长篇评论，两人早就认识。可惜那篇小说传播不广，首都这边没见过，邱石的才华还是有的。”

…

徐迟见邱石欲言又止，打趣道：“上个学还上成大姑娘了？”

邱石挠挠头道：“徐老你这趟来得不容易吧？”

校园是一座象牙塔，待在里面可以屏蔽很多风雨，但是社会动態他也一直在关注，现代派的爭论，愈演愈烈。

老艺术家自有一股从容，徐迟摆摆手，云淡风轻道：“老头我的处境也没你想的那么糟，知道《外国文艺》吗？”

邱石知道，不过还是摇头，因为尚未流传到首都。

今年一月，《外国文艺》在上海创刊，起初为內部刊物，据说四月份开始公开发行。

徐迟继续说道：“《外国文艺》即將推介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和索尔·贝娄的《寻找格林先生》。

“社科院文学所主编的《世界文学》，也会推介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一副好大局面呀。”

邱石笑了笑，那还真是，西方现代派作品的公开推荐，这还是头一回。

从这个角度讲，徐迟们的坚持，已经取得阶段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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