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调查二局的日子，对林默来说，就像是过著一种割裂的生活。

白天，他置身於中国金融权力的中枢。身边的同事，谈论的是几百亿市值的公司，是复杂的跨境资本流动模型，是某个金融大佬的最新动向。他们午餐会去人均五百的日料店，下班后会约在京中最顶级的酒吧和会所。他们身上的西装，手腕上的表，甚至一支签字笔，都彰显著精英的身份和品味。

而林默，是这个精英世界里的一个异类。

他的月薪，扣除五险一金后，到手八千块。这点钱，在京州这座寸土寸金的城市，只够他勉强维持生存。他住在东五环外一个八十年代建成的老旧小区，每天要花一个半小时，换乘两次地铁，再骑十分钟共享单车，才能抵达单位。那辆二手小电驴，是他为了节省通勤时间，狠心买下的“奢侈品”。

他的午饭，通常是单位食堂的免费套餐，或者楼下便利店十五块钱的盒饭。同事们討论最新的米其林餐厅时，他只能默默地喝水。他们聊起周末去打高尔夫、去滑雪时，他想的是家里的水电费和下个月的房租。

这种格格不入，是全方位的，是刻在骨子里的。

他那身从动物园批发市场淘来的、加起来不超过五百块的“正装”，在同事们动輒上万的高定西服中间，显得那么寒酸。他那个用了多年的帆布包，和周围那些lv、爱马仕的公文包放在一起，像个误入上流宴会的穷亲戚。

办公室里，他成了某种意义上的“透明人”。

大家有工作会交代给他，但私下的聚会，从来没人叫他。不是刻意排挤，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忽略。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去不起，也融不进他们的圈子。

季云天对他的態度，依旧是冷淡中带著审视。他交给林默的工作，都是些最基础、最繁琐的资料整理和归档。这些工作，不需要任何专业知识，只需要耐心和细心。季云天似乎想用这种方式，来测试林默的底线，或者说，是想让他知难而退。

“林默，把这几箱原始凭证录入系统，今天下班前必须做完。”

“林默，去档案室，把2015年以来所有关於『信託违约』的卷宗都找出来，分门別类整理好。”

“林默，会议纪要，一字不差地记下来。”

面对这些指令，林默从不抱怨，也从不反驳。他只是平静地接受，然后以一种超乎常人的效率和精准度，完成所有任务。

那些堆积如山的原始凭证，別人需要两天才能录完，他半天就能搞定，而且一个数据都不会出错。那些杂乱无章的旧卷宗，他只用一下午，就能整理得井井有条，並且能根据重要性做出清晰的標註。

他的表现，让布置任务的季云天都挑不出任何毛病。但他越是这样，季云天心里就越是觉得不对劲。林默就像一个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高效、精准，但你看不到他任何的情绪波动。这种感觉，让季云天感到很不舒服。

林默当然不是机器人。他只是在用这种方式，来掩饰自己的锋芒，同时，也在默默地积蓄力量。

在整理那些看似枯燥的卷宗和数据时，他那颗属於金融巨鱷的大脑，正在飞速运转。他像一块巨大的海绵，疯狂地吸收著这个世界、这个机构的一切信息。他研究每一个案例的细节，分析每一次调查的思路，熟悉每一个流程的节点。

他发现，调查局的工作虽然权威，但依旧存在著思维定式。他们习惯於从举报线索入手，顺藤摸瓜，查帐、查人。这种方法对付传统的贪腐案件很有效，但对於那些新型的、高智商的金融犯罪，则显得力不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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