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6月，沪城。

梅雨笼罩下的黄浦江帆影绰约，外滩洋行的钟声穿透薄雾，將新政初行的躁动传遍通商口岸。

京城《明定国是詔》刚颁，变法逐渐走向高潮，沪上报馆成了舆论主战场。

《时务报》编辑部內，梁卓如刚译完新政电报，便抓起案头的书稿。

封面赫然写著《大国崛起》四字，还有葡萄牙篇一行小字。

主编汪康年忧心忡忡踱步：“梁兄，这篇文章当真要发？香帅昨日来电，特意叮嘱新政期间切勿妄引海外议论，给守旧派口实，误了变法大局。”

梁卓如抬头道：“汪兄可知此书作者陈锋，他绝非空谈，而是已经在吕宋拉起了数千华人武装，站稳了脚跟。葡萄牙弹丸之地，能以航海贸易成百年霸业，核心就在聚焦二字，举国之力攻其一途，不贪大求全！”

他起身踱步，声音愈发坚定：“如今圣上颁詔变法，可朝堂上下仍在爭论不休，新政虽多却散乱无章！若能效法葡萄牙，聚焦实业和海防，以江南製造总局为根基，兴铁路、开商埠，借南洋贸易聚財，再练新式海军护路，何愁新政不成？”

说罢，他挥毫泼墨，笔走龙蛇：“今日我朝变法，弊病正在散！葡萄牙以一域之长破万难，此乃弱国图强之不二法门......”

墨跡落在宣纸上，字字鏗鏘，正是那篇《读〈大国崛起?葡萄牙篇〉书后》的开篇。

此文一出，沪上譁然。

此时新政初行，各方都在探寻变革路径，这本来自海外的奇书瞬间成了舆论焦点。

三日后，武昌湖广总督府內，张孝达將《时务报》掷在案上，脸色铁青。

这位洋务派领袖虽支持新政，却始终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梁卓如等维新派的激进主张本就心存警惕，见此书被奉为新政范本，更是怒不可遏。

“荒谬！简直荒谬！”

他指著报纸对幕僚赵凤昌道，“陈锋久居海外，不知华夏国情，通篇白话，狗屁不通！葡萄牙是海洋小国，无广袤疆土、亿万生民，只能靠航海贸易谋生；我中华乃大陆大国，地大物博，九州一统，变法当以整吏治、兴农桑、练陆军为本，固本土根基！”

他顿了顿，语气更加激动：“维新派总想照搬西洋制度，却不知橘生淮南则为橘！陈锋只说葡人贸易致富，却不提其殖民掠夺的本质，与我中华仁政爱民的立国根本背道而驰！新政若按此路走，必遭守旧派群起而攻，终將功亏一簣！”

赵凤昌躬身应道：“大人所言极是，我观这通篇白话，此人定然胸无韜略，若是这等言论泛滥，恐让新政陷入被动。属下愿代笔，在《国闻报》刊文驳斥，既正视听，也向朝廷表明大人务实变法的立场。”

於是，署名香涛门下的《驳〈葡萄牙篇〉强国谬论》迅速见报，与梁卓如的文章针锋相对。

天津，《国闻报》编辑部內，严又陵正对著两篇文章出神。

这位留洋归来的学者，刚译完《天演论》，深知华夏积弊不仅在技术，更在制度。

他摩挲著下巴的鬍鬚，想起在英国留学时所见的君主立宪与贸易体系，又念及国內新政只改其表、不改其里的窘境，提笔写下《评〈葡萄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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