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网际网路远不如现在发达，信息闭塞，我们几乎没有其他的求助渠道。我也曾经想过联繫dt市的媒体同行，希望通过舆论的力量给煤矿老板施加一些压力。但是，一想到当地复杂的利益关係，想到那些可能被轻易压下去的报导，我又犹豫了。我害怕不仅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会激怒煤矿老板，给我们和万兵带来更大的麻烦。最终，这个想法也只能不了了之。

我们也不是没有想过通过法律途径，申请工伤认定，走劳动仲裁，甚至提起诉讼。但是，我们諮询过重庆的律师朋友，那將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首先要確认劳动关係，然后进行工伤鑑定，再经过仲裁，不服还要诉讼……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时间，需要证据，需要金钱。我们根本耗不起，万兵的伤势也等不起。他的骨折还没有得到彻底治疗，还需要实施內固定手术。我们唯一的目標就是速战速决，儘快拿到一笔钱，接万兵回重庆治疗。

来山西之前，乃至到达燕子山镇之后，我一直通过电话与重庆的一位律师朋友保持联繫。他详细地告诉我，按照当时的《工伤保险条例》及相关政策，万兵的情况属於工伤，构成了伤残，应该能获得包括医疗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医疗补助金、一次性就业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资等在內的数十万元赔偿。数十万！这个数字对於当时的我们来说，是一笔巨款，也是万兵未来生活的唯一保障。可是，煤矿老板根本不答应，他们甚至连面都不肯露，只是通过那个四川籍的矿工领班传话，態度强硬而傲慢。我们连老板是谁，他具体在哪里都一无所知，更別说找到他本人理论了。在当地，我们也找不到任何实质性的援手。所有的路似乎都被堵死了，我们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束手无策”。

时间一天天过去，万兵在医院的费用也在不断累积。我们带来的钱已经所剩无几。煤矿老板那边似乎算准了我们的窘迫，依旧是那副“拖”字诀。终於，在又一次与四川籍矿工领班的协商中，对方鬆口了，答应一次性赔偿6万元，条件是我们立刻带著万兵离开山西，永远不再回来，並签下一份“一次性了结，永不追究”的协议。

6万元！与律师朋友所说的数十万相比，这简直是杯水车薪！连后续的治疗费用都未必够用！可是，看著病床上痛苦呻吟的万兵，看著万民和他父亲憔悴绝望的脸，看著我们自己日渐耗尽的精力和盘缠，我们还能怎么办？我们还能坚持多久？在巨大的现实面前，我们所有的努力和坚持，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我们无奈地答应了，或者说，我们认命了。

煤矿老板方还提出了一个要求：次日安排一辆麵包车，亲自“护送”我们到dt市，在那里签约拿钱。我们心里都清楚，这个老板不是出於好心，他是怕我们拿了钱之后节外生枝，怕我们反悔赖著不走，怕我们在燕子山给他添麻烦。他要確保我们彻底离开他的“地盘”。

第四天一早，矿工领班带著一辆半旧的麵包车赶到了医院。我们在附近的商店买了一个最便宜的帆布担架，小心翼翼地將万兵从病床上抬下来，轻轻地放在担架上，然后抬上麵包车。万兵脸色苍白，眼神空洞地望著窗外飞逝的景物，一言不发。他或许已经知道了这个令人绝望的结果，或许还在期盼著什么。我们没有告诉他具体的赔偿金额，只是告诉他，我们可以回家了，回重庆治疗。

麵包车缓缓驶离了燕子山矿区，这个让我们充满希望又最终绝望的地方。再见了，燕子山。再见了，这片埋葬了万兵青春和未来的土地。

麵包车一路顛簸，向著dt市城区驶去。车厢里一片沉默，只有发动机单调的轰鸣声和万兵偶尔因顛簸而发出的痛苦呻吟。几个小时后，麵包车將我们带到了dt市郊区的一个地方。那是一个看起来像是废弃工厂或者仓库的院落，周围很荒凉。我记不清那具体是什么地方了，也许是我潜意识里不愿再记起那个地方。

煤矿老板並没有出现，只派来一个看起来精明干练的中年人。他將我们领进一间简陋的办公室，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协议，让万民的父亲签字。协议上的条款写得很清楚：一次性赔偿6万元，双方就万兵工伤事宜一次性了结，万兵及其家属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向煤矿方提出任何要求。万民的父亲颤抖著手，在协议上籤下了自己的名字。那一刻，他签下的不仅仅是一个名字，更是万兵未来的人生。

中年人点了点桌上的现金，六沓，每一沓一万元。他將钱推到万民面前，然后催促我们赶紧离开。我们將钱小心地收好，抬著万兵，再次上了麵包车。他们便急匆匆地將我们送往大同火车站。

到了火车站，我们忙著买票、託运行李、將万兵抬上站台。那个煤矿老板派来的中年人一直跟在我们身后，直到我们所有人都上了火车，火车缓缓启动，他才转身离开。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礼节，或许，更多的是一种监视，確保我们真的离开了，不会再回去找他们的麻烦。

火车启动的那一刻，我望著窗外飞速倒退的dt市景象，心中百感交集。我们来了，我们努力了，我们爭吵过，我们哀求过，我们奔波过……最终，却只带著这样一个屈辱而无奈的结果离开。这场远赴山西燕子山的拯救令我愧疚和失望，我未能帮助万民、万兵及其父亲实现愿望，至今深深自责。

在火车上的情况，走了几天才回到家，我记不得了。

由於考虑到万兵要儘快实施接骨手术，而cq市第二人民医院时任院长是我的好友，骨科主任也熟悉，且yc区距离我老家近，我便建议去那里手术治疗。万民答应了，我们將万兵从山西直接送到那个医院。

由於索赔可怜，在医院的治疗中，我找到该院所有的关係协调，儘量控制医疗费用，使用国產钢板，且直接从供应商手中拿货，这样，又节约了一笔费用。

事后，我不知道万兵回到老家，坐在轮椅上，从山西带回的钱，还剩下多少。

一个从未结婚的小伙子，就这样瘫痪了，与轮椅为伴，其生活状態可想而知，这样的人生，算什么人生？

好像过了2年，还是3年，反正不是很长，万兵去世了。

据说，他成天烦躁，后来长了褥疮，於是，不治身亡。

一条年轻的生命，还未享受爱情，还未体验婚姻，就这样淒凉地离开。

试想，如果那个煤矿的老板大发善心，按照当时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执行，给付万兵一笔工伤保险待遇，他的生活质量不至於低下，生存的时间可能更长，甚至还可能成家……

反正，如果万兵能获得一笔可观的赔偿金，他的命运不至於如此苦短。

可是，这如果，在当时，在左云县那个煤矿，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不过是我的一厢情愿而已。

22年了，回想起那个早逝的小伙，我很愧疚。

22年了，回想起万兵，我也想起对外公的愧疚。

2002年，永远不在了，却让我无法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