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钱谦益得到皇帝的明確指示，自然不敢不实行。对所有宗教的庙產，都进行严格限制。

也因为这件事情，钱谦益在宗教界的名声，遭到很大损害。甚至有一些和尚，称呼他为佛敌。

幸好皇帝在今年冬天严厉打击非法宗教，对这类乱七八糟的称呼，予以严格禁止。宗教界人士对钱谦益的詆毁，才没有继续上升。甚至有一些寺庙和道观，开始配合限制庙產——

否则他们就有可能被定为非法宗教，被朝廷严厉打击。

钱谦益的处境，因此好了一些，限制庙產的事情，也终於得到推进。

没想到这件事刚刚有了眉目，他就被皇帝要求，参与在北直隶试行有產税。

並且要確保以后廷议时，有產税能够通过。

这让他顿时感到坐蜡，同时也认识到，这是皇帝对自己的考验：

如果能做好这件事，他就有可能成为侍郎这一级的大臣，被列入大学士候选人。

以他的名声和东林党的权势，以后被廷推內阁，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但是做不好的话，就可能被皇帝厌弃。不管有多少人推荐，他都不可能成为大学士候选人。

可以说，这就是他成为大学士之前，遇到的最大一个槛。

只有迈过这个槛，后面才一片坦途。

钱谦益思索良久，最终喟然嘆道：

“我以为自己有选择，其实早就没选择了。”

“自从修改《恆產论》起，我就註定要按陛下的旨意，在天下推行有產税。”

“我这一辈子的功业，也要著落在这上面。”

这是他一直隱有所觉，却並不敢面对的。

因为这样的话，他就会和天下间有权有势的超级有產者，彻底站在对立面。

但是他当初为了討好皇帝，选择按皇帝的要求修改《恆產论》，就註定了这个结局。

他若不实践《恆產论》的话，別说在学术上比肩刘宗周，被皇帝弃用、被天下人耻笑，就会是最后的结局。

所以他最终决定，按皇帝的要求，实践之前写出的《恆產论》。

不过，还没有等他想好如何实施，《明报》上就刊登了一篇文章，指出钱谦益之前仿照古书制定的恆產者標准是错的：

古时一百亩的土地，只相当於现在的二三十亩。

所谓的“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放到现在应该是二三十亩。

所以恆產者的最低標准，也应该定在拥有二十亩或三十亩土地，而非钱谦益之前所说的百亩。

这篇文章，让钱谦益勃然大怒。

因为这篇文章不是反对《恆產论》，而是想爭夺有关恆產的解释权。

如果连恆產的解释权都被人抢走，他这个写出《恆產论》的人，如何维持在学术上的地位？

万一有人写出更完善的恆產理论，他这个先驱者的地位，还有谁会在意？

而且他还认识到，这篇用笔名发表的文章，很有张溥的风格。各种数字计算，也符合张溥提出的科学理论。

这是张溥那个后起之秀，对他这个老前辈发起的一次进攻。他必须果断反击，维持自己的地位。

甚至，知道张溥背后站著的是谁的钱谦益，同样很明白这篇文章是皇帝对自己的警告，让自己明白皇帝不止能用他，还可能任用其他人。

所以，钱谦益把自己之前琢磨的《生產论》，整理完善起来。从中挑选一些观点，用於反驳张溥。

他没有反对张溥用数字计算出来的亩数，而是从更高的视角指出，是否是恆產者不应该只看土地多少，还要看能生產多少。

產量低的地方，恆產者亩数要求要高。

南方那样能一年两熟的，相比北方两年三熟甚至一年一熟的地方，恆產者需要的田亩就更少。

所以他认为北方恆產者亩数，应该定在三十亩；南方则要低一些，可以定在二十亩。

至於塞外和海外，因为刚刚开发，定在五十亩、一百亩，都很符合情理。

朝廷要保障每个主动移民的家庭，都能成为恆產者。把没有土地的流民迁往海外，建设都是恆產者的小康之世。

这篇在《大同报》上发表的文章，影响远比《明报》上张溥用其他笔名发表的文章影响力大。

因为它明確提出了，如何在大明建成小康之世——

只要大明在海外开拓的土地足够多，所有人都能成为恆產者。

现在一无所有的流民，都能在海外成为恆產者家庭。

刘理顺之前就提出恆產者家庭属於小康之家，最早把恆產论和小康大同理论结合起来。他在看到这篇文章后，写文章热情洋溢地称讚。

並且以自己在涿鹿区政务署处理政务的实例，指出把北方拥有三十亩土地的家庭定为恆產者，符合现实情况。

建议把三十亩到一百亩定为小康家庭，和普通民户缴纳一样的赋税。

一百亩到一千亩定为富裕家庭，一千亩以上则是富豪家庭，需要徵收有產税和超级有產税。

这篇文章，显然给京中盛传的有產税加了一把火。因为刘理顺已经提出，要在涿鹿区试行。

如果没有人提出反对，那么这条政策，就可能在將来试行在整个北直隶。

北直隶的民眾，显然对此很关心。普通民眾难以在报纸上发表意见，但是士子能发表意见的就多了。

这些士子能够读得起书，不说大富大贵，至少比普通人状况更好些。而且在考取秀才和举人后，家中增加了很多土地。

他们纷纷认为，从一百亩开始徵收有產税，实在是太不合適了。应该只对一千亩以上的富豪家庭，徵收超级有產税。

还有些一点税都不愿加的，在报纸上对有產税激烈反对。

整个京城的舆论界，剧烈沸腾起来。报纸的销量也节节升高，並且依靠太僕寺渐渐在各地设立的邮递公司，影响到整个顺天府和北直隶。

很多北直隶的地主都听说了这件事情，而且因为利益上的相关，不得不捲了进来。

这些人態度不一，而且需要表达。一些地主开始僱佣士子，把他们的意见写成文章发表在报纸上，让记者和撰稿人这个职业，开始火热起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