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十一月的尾巴，上海已经有了冬日的凛冽。

宿舍的窗户紧闭著，抵御著窗外的寒风。一盏橘黄色的檯灯下，陆泽停下了笔。

他轻轻放下那支陪伴了他无数个夜晚的英雄钢笔，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这口气仿佛带著胸腔里积攒了数月的疲惫与尘土，在微冷的空气中化作一团白雾，缓缓散去。

稿纸上，最后一个句號，安静而圆满地躺在那里。

至此，初稿完成。

他靠在冰凉的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一种巨大的、近乎虚脱的疲惫感席捲而来。

这三个月，他几乎將自己所有的心神都灌注到了这部名为《春分》的小说里。

陈厚土的固执与哀伤，水生的精明与闯劲，沈绣云的挣扎与善良……

那些在田野调查中收集来的、鲜活的灵魂，在他的笔下走完了各自的命运。

他仿佛跟著他们，又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大地上，活了一遍。

桌角，厚厚一叠稿纸堆成了小山，足足有二十八万余字。每一页，都浸透了他的心血。

第二天，陆泽没有去上课。

他仔细地將稿纸整理好，用牛皮纸一层层包好，再用细麻绳扎得结结实实，宛如一个珍贵的包裹。

他抱著它，去了学校附近的邮局。

当工作人员盖下那枚沉甸甸的邮戳时，他心中一块大石终於落地。

收件地址，依旧是那个熟悉的巨鹿路675號，《收穫》文学杂誌社。

接下来的几天，陆泽的生活恢復了往日的平静。

他重新將全部精力投入到学业中，去图书馆查阅文献，准备郭绍虞先生“训詁学研究”课程的报告。

仿佛那部耗尽心神的小说，只是他做过的一场漫长而真实的梦。

他没有期待，也不焦虑。

他知道，一部作品的价值，在它完成的那一刻，便已基本定型。

编辑的审阅，只是一个发现它的过程。

五天后，一个电话打到了中文系的办公室，指名要找陆泽，依旧是李主任帮忙跑的腿。

电话是《收穫》编辑部的李萌打来的。

她的声音听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激动和客气：“陆泽同志，您好！我是李萌。

您的稿子我们收到了，编辑部的同志们正在传阅，反响非常热烈！”

“谢谢。”陆泽平静地回答。

“是这样的，”李萌的语气转为郑重，“巴金同志看了您的稿子，他想见一见您，不知道您明天上午有没有时间，来我们编辑部一趟？”

巴金？

这个名字，对於任何一个中国作家而言，都代表著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

自从去年过年去拜访一次后，他已经许久没见过这位老人了。

“有时间。”他立刻回答。

第二天上午，陆泽换上了一件乾净的中山装，再次来到了巨鹿路那座优雅的花园洋房。

依旧是李萌在门口迎接他，她的脸上满是发自內心的敬佩与喜悦。

她没有领陆泽去编辑室，而是直接將他带到了二楼一间朝南的、阳光明媚的会客厅。

房间里，一位老人正安详地坐在沙发上，手里拿著一份稿纸，看得出神。

听到脚步声，老人缓缓抬起头，看到陆泽，那双饱经风霜的眼睛里，露出一丝温和的笑意。

“小陆来了，坐。”他的声音有些沙哑，但很清晰。

“巴老，您好。”陆泽恭敬地鞠了一躬，才在老人对面的沙发上坐下。

“你的小说，我看了个开头。”巴金把手中的稿纸轻轻放在茶几上，感慨道。

“写得好，写得沉。一股子泥土的腥味，扑面而来。很久没有读到这么扎实的作品了。

它让我们这些坐在屋子里的人，闻到了烂泥地的味道。”

得到如此高的评价，陆泽心中感动，却不知该如何回应，只能说：“谢谢巴老谬讚。我只是把我看到的、听到的，笨拙地记下来而已。”

“这不是笨拙，这是真诚。”巴老笑了笑，“今天请你来，有两件事。第一，就是关於这部《春分》。

我们编辑部討论过了，准备把它作为明年，也就是1983年的开年重磅作品，放在第一期和第二期连载。

编辑和审校工作已经在加紧进行了，我们对它寄予了厚望。”

这个消息，无疑是对陆泽最大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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