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快门声咔嚓咔嚓。

“看不到。”杨寧自问自答，“因为某些导演觉得，那不是『艺术』。

艺术必须是苦的，必须是沉重的，必须让人看完心里堵得慌。苦难就这么让人值得歌颂吗？我不这么认为。”

他笑了，笑里带著嘲讽。

“我就奇了怪了——凭什么？凭什么老百姓花几十块钱买张票，进电影院是为了找堵？

是为了看自己的生活有多惨？是为了被教育『你们要珍惜现在的苦难』？”

“杨导，您这是偷换概念！”另一个记者喊，“艺术电影的价值——”

“艺术电影当然有价值。”杨寧打断他，“但別拿艺术当幌子，掩盖自己的不思进取。

拍了三十年苦难，拍出什么解决方案了吗？拍出什么希望了吗？没有。

除了让外国评委觉得『哇，中国真落后』，还剩下什么？”

这话太重了。

底下彻底炸了。

记者们疯了一样举手，问题一个接一个拋出来。

“您认为电影不应该反映社会问题吗？”

“您是在否认现实主义电影的价值吗？”

“您觉得商业片就比艺术片高级吗？”

杨寧等他们吵完，才开口。

“我说完了吗？”

声音通过话筒传出去，压住了嘈杂。

安静下来。

“我说的是——电影应该跟上时代。”杨寧一字一句，“时代在变，观眾在变，需求在变。

你不能要求现在的年轻人，还去理解三十年前的苦难，他们没有义务去理解。

每一代人都有一代人的使命，这一代的年轻人，他们的使命不是继承过去的苦难，而是为我们这个欣欣向上的民族去开疆扩土。”

他看向刚才提问的记者。

“你问我，电影要不要反映社会问题？要。

但社会问题不止是穷和苦。

还有年轻人对未来的迷茫，对科技的恐惧，对变化的焦虑。这些，为什么没人拍？”

“因为不够『艺术』？”他自嘲地笑了笑，“还是因为——拍那些，需要学习新东西，需要打破舒適区，需要承认自己可能落伍了？”

没有人回答。

“我的电影，1.3亿，是很多钱。”杨寧继续说，

“但每一分钱，都花在让中国观眾看到他们从来没看过的东西上。

末日废墟，视觉奇观，科幻设定——这些不是西方的专利，我们也能做，而且能做得更好。我们的伟人说过一句话，落后就要挨打，希望与大家共勉。”

他站起来。

“至於资源分配不公——这话我听著就想笑。

市场经济的规则很简单：谁能满足观眾，谁就能拿到投资。

观眾用脚投票，投资方用钱投票。这有什么不公平的？

难道非得按资歷，按圈子，按谁更能哭穷来分钱，才叫公平？”

他走到台前，手撑著桌子。

“贾樟柯导演说，1.3亿能拍很多部《小武》。

对，能拍。但然后呢？

拍出来给谁看？

电影学院的学生？

外国评委？

还是那些一边说著『支持艺术电影』，一边转身买《铁达尼號》票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