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要稍微说一下汉末的兵制。

在西汉之时，朝廷的兵役制度是全面徵兵制度，青年男子只要到了年纪，都要强制服兵役，而且在各郡、国之內都设置了一定规模的常备兵，由都尉统领。

然而到了东汉，自从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为了防止地方官员和豪强反叛，连续几次下令罢郡国兵，甚至撤销了內地郡国的都尉一职之后，徵兵制虽然还在，但实际上已经不是主要的兵役制度了。

东汉实际上主要採用的已经是募兵制，除了中央的常备军和边军之外，內地郡县已经没有大规模的常备军存在了，只有少数的郡、国兵被保留下来，也只是负责城池和官员衙门府寺的守卫工作了。

这种制度之下，东汉各內地州郡的武备基本已处於废弛的状態，尤其是承平之时，郡太守掌控的常备兵马只有数百人，而各县中的兵马更是只有百余人。

如果真遇到地方有人作乱，则要么调遣中央常备军镇压，要么就是让地方上刺史和郡太守，临时募集或徵发军队，进行镇压。等战事完毕，这种临时募集而成的军队，则会被解散回家。

这也是为何，黄巾一起，就能攻歿多个郡县，杀死诸多地方官员乃至郡太守，短期內就能席捲八周的重要原因，而声势浩大的黄巾军，却在不到一年之內，就被东汉朝廷镇压，也显示出正规军与乌合之眾明显的战力差异。

黄巾是东汉统制秩序全面崩塌的起点，规模浩大，东汉朝廷深感想要镇压这么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只是单纯依靠中央常备军的力量已经远远不够。

因此在大举调动中央常备军外出征剿的同时，也对地方官员进行了放权，允许地方的官员，自行招募兵马，镇压黄巾军，甚至鼓励地方豪强组建私人部曲，协助作战。

黄巾起义的主力和首领张角兄弟虽然被东汉朝廷，在几个月內就镇压了下去，但黄巾起义之后的几年內，各地的黄巾余波一直不断。而东汉朝廷忙於高层的內斗，並没有系统性的改革军制，却是放任地方官员权力不断做大，最终导致了中央失权，诸侯开始重新爭霸。

虽然此时，东汉各地的豪强已经私兵盛行了，只要有足够的钱粮支撑，就可以豢养私人部曲，但这种豪强的私兵，只能在豪强影响力所及的一两个县域之內存在，无法超出这个范围。一旦越界，就可能被安上一个谋反的罪名，被地方官员派兵围剿。

堂邑县要扩充武备，理论上可以自行选择徵兵还是募兵。

徵兵是强制本县的在籍男子来县中义务当兵，虽然成本最低，但兵源受限，堂邑县原本就只有两万多人口，兵源不算充裕，加上之前两年，徐州刺史陶谦和广陵太守张超已经征过两次兵，调走了过千的青壮，更使得堂邑县再徵兵也没有了什么好兵源。

因此陈县丞提出的方案，根本就没有考虑徵兵，而事直接让李兴进行募兵。

募兵最大的好处，就是兵源完全不受地域限制，对兵源质量也可以进行严格筛选，如果有能力甚至可以去广陵境外募兵，例如汉末最有名的募兵之地，就是丹阳兵和泰山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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