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章 考教

韩绍功点了点头，但没放弃。

他又问：“那你如何看待人物塑造？”

“老邮差和儿子，似乎都是“扁平人物”？”

“按照福斯特的理论，扁平人物容易流於类型化，缺乏足够的复杂性和发展变化。你如何处理这个矛盾？”

“如何让你笔下的老邮递员”和儿子”避免成为某种奉献”或成长”的符號，而成为血肉丰满、令人信服的个体？”

这个问题更加深入了，直接引用了西方现代文论中颇具影响力的概念（福斯特理论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坛，属於前沿理论），並且將理论应用到了对李劲松具体创作的质询上。

李元落挑了挑眉，宋吾钢也露出感兴趣的表情。

大家都看著李劲松。

李劲松笑了笑。

自己好歹比他们多了几十年的见识，一个福斯特理论就想难住自己？

“韩大哥对福斯特的理论很熟悉，佩服。这个理论確实影响很大，也很有启发性。不过，我觉得任何理论都不是铁律，创作实践往往更加复杂多元。”

他先温和地表达了不同意见的可能性，然后才进入具体辨析：“福斯特的划分有其价值，但扁平人物”不等於单薄人物”或失败人物”。很多文学经典里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恰恰是所谓扁平”的，比如阿巴贡的吝嗇，比如诸葛亮的智慧忠诚。他们的魅力在於某种特质的极致化与真实性。”

他將话题拉回自己的故事：“具体到《乡路》里的老邮递员，他可能一辈子就只做送信”这一件事，性格主调可能是沉默，但这绝不意味著他是个简单的符號。”

“他的沉默里，可以有见到老乡亲时的温和笑容，这是长期情感的积累；有回忆起某个逝去故人时的瞬间恍惚，这是善良与责任；有面对艰难山路时的咬牙坚持，这是毅力与信仰；也有对儿子未来隱隱的担忧和不舍，这是深沉的父爱。”

“我觉得，人物的深度不在复杂性，而在真实性。把他们写真实了，自然就立住了。”

这一番回答，不仅巧妙地化解了“扁平人物”可能带来的“类型化”指控，指出“扁平”亦可“深厚”。

更结合创作实际，具体阐释了如何通过细节和情境来充实人物，使其真实可感。

回答从容不迫，既有理论辨析，又有创作设想，显得游刃有余。

韩绍功眼神动了动。

他没想到李劲松不仅知道福斯特，还能如此嫻熟地运用理论进行辩驳，並结合自己的创作构思给出有力的回应。

他甚至提到了阿巴贡、诸葛亮这样的例子，显示出相当的阅读广度。

这绝不是一个仅仅“有生活”的作者能轻易做到的。

想了想，他决定加大难度。

“最近咱们国內的文学界，包括很多刊物和討论会，都在热烈地探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比如意识流小说对內心世界挖掘的手法，比如存在主义哲学对文学主题的渗透等等。”

“劲松，你对这些流派有了解吗？你认为它们对我们当代文学，有借鑑价值吗？”

这个问题太大了，也太“潮”了。

意识流、存在主义————这些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坛，是绝对的前沿话题，是只有最活跃的批评家、最敏锐的作家和高校里相关专业的师生才会深入探討的领域。

它明显超出了一个普通文学青年，尤其是一个来自偏远地区、尚未进入大学的青年作者通常该有的知识储备和思考范围。

桌上彻底安静了。

连宋吾钢都放下了酒杯，看著李劲松。

李劲松知道，这是韩绍功在“將军”了。

他沉默了几秒，整理思路。

然后缓缓开口。

“意识流的小说，我读过一些。比如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维吉尼亚·伍尔夫的《到灯塔去》、《达洛维夫人》也尝试看过一些。存在主义方面，让—保罗·萨特的小说、戏剧，阿尔贝·加繆的《局外人》、《鼠疫》，也找来看过一些，连带一些相关的哲学介绍————”

这番话，如同在平静的水面投下了一块巨石。

韩绍功的眼睛不由自主地微微睁大了。

他原本预估李劲松可能听说过这些名词，或者顶多看过一点零星的介绍文章o

没想到对方竟然能直接报出乔伊斯、伍尔夫、萨特、加繆的代表作名，而且语气平淡，仿佛提及的是《红楼梦》或《水滸传》一般自然。

这阅读量————对於一个尚未进入大学的青年来说，未免有些惊人了。

他是从哪里搞到这些书，又怎么有耐心去啃那些晦涩的文字的？

不待韩绍功细想，李劲松已经继续说了下去。

“至於这些流派对我们文学的借鑑价值，”他稍微组织了一下语言：“我觉得，从技巧层面来看，肯定是有价值的。”

“比如，意识流对人物潜意识、瞬间感受、跳跃性思维的表现手法，它拓展了文学表现內心世界的广度和深度，让我们看到人的心理活动原来可以如此复杂、微妙、非理性。”

“这对於我们突破传统现实主义某些相对固化的敘事模式，更深入地刻画当代人丰富、矛盾、迷茫的內心世界，无疑提供了新的工具和视角————”

他先肯定了“技巧”借鑑的合理性，这是后世文坛討论的共识之一。

“但关键就在於化用”二字。”李劲松强调道：“不能生搬硬套，不能为了现代”而现代，把巴黎咖啡厅里的迷惘，硬塞进湘西山民的头脑里————”

眾人对於这个形象的比喻都笑了。

“我们的土地，我们的人，有自己独特的情感逻辑、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

意识流可以用，但要更偏向於一种情感和记忆的自然流淌，夹杂著具体的乡土意象和生活细节。”

这个补充非常关键，指出了借鑑中的核心问题—一本土化。

“至於存在主义————”李劲松顿了顿，这个问题更复杂一些：“它对个体生存处境、孤独感、荒诞感的深刻探討，对我们在经歷了特殊歷史时期后，重新思考个人与社会、个人与歷史、个人与自身的关係，无疑具有强烈的启发性和共鸣点。”

他肯定了存在主义的思想启迪价值。

“但是，”李劲松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更加坚定：“借鑑归借鑑，启发归启发，我们不能忘了，我们的文学，最深厚的根，还是扎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里，扎在最广大的人民群眾真实的生活与情感之中。”

“存在主义的某些极端个体体验和虚无色彩，可能並不完全適用於我们这片歷经苦难却始终坚韧、重视集体与家国情怀的土地。我们的文学还是要从我们自己的现实和生活出发，去发现和表达属於我们自己的生命力量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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