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妹的身体缓慢地恢復著。虽然依旧虚弱，咳嗽也未曾根除，但至少，她不再终日昏沉，能够勉强跟著春草，在她们那狭小、骯脏而又危机四伏的“领地”里活动了。

她们依旧靠捡废品换取那点活命的钱粮，日子依旧浸泡在贫困、屈辱和对被抓的恐惧之中。

然而，当苦妹再次將目光投向那座她一直试图躲避、视若虎狼的城市时，她隱约感觉到，这片曾经只带给她冰冷和驱赶的土地，似乎正以一种她无法理解的速度，发生著某种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种变化，不再仅仅是之前听到的、工友们口中遥远的“南方某地”传说，而是真切切地、带著喧囂和尘土，扑面而来。

她首先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工地。不再是她们曾经待过的那种偏远的筑路工地，而是在县城边缘，甚至在原本是农田的地方，立起了一圈圈蓝色的（更多的是简陋的竹篾或木板）围挡。

里面塔吊不多，更多的是靠人力，但红旗招展，號子声、夯土声、砖块碰撞声此起彼伏，日夜不息。

一栋栋红砖砌成的楼房，像雨后的蘑菇一样，虽然缓慢但却坚定地拔地而起，渐渐遮蔽了原本低矮的天空线。那些楼房，看起来比她们见过的所有公社大院、国营厂宿舍都要规整、高大。

街道也在变。以前坑洼不平的土路，被铺上了碎石子，有的主干道甚至开始浇筑黑亮的水泥，虽然常常半幅施工，尘土飞扬。

路上除了浩浩荡荡的自行车流和突突冒烟的拖拉机，开始出现更多喷著各色油漆、装满建筑材料的卡车，偶尔还能看到几辆绿色的吉普车和方头方脑、极为罕见的“小轿车”。

车的喇叭声也变得多样起来，不再是单调的“嘀嘀”，有了更响亮、更急促的声响。

更让她感到陌生和新奇的，是街上人们的变化。以前放眼望去，几乎是清一色的灰、蓝、黑，军便装、中山装是主流。

但现在，年轻姑娘们穿起了顏色更鲜亮一些的的確良衬衫，红的、绿的、格子的，虽然款式依旧保守，但那种试图摆脱单调的、小心翼翼的追求，是她能感受到的。

有些男人的中山装领口解开了风纪扣，露出了里面的汗衫，或者穿著不那么挺括的、非军绿色的夹克。

商店里传来的音乐，也不再仅仅是激昂的革命歌曲或咿呀的戏曲，多了很多旋律轻快、她完全听不懂歌词的歌，是从那种被称为“录音机”的、提著走路的黑盒子或放在商店柜檯上的双喇叭机器里放出来的，声音开得很大，传得老远。

而最衝击她固有认知的，是那些如野草般在各个角落冒出来的、私人经营的摊点。

她和春草为了躲避巡查，不得不经常变换路线，也因此看到了更多以往不曾注意的角落。在新建的居民楼楼下，有人用木板支起了简易的摊子，卖著热气腾腾的包子、馒头、油条，或者用保温桶装著稀饭、豆浆。

在稍微宽阔些的街口，出现了用三轮车改造的移动摊位，卖著针头线脑、橡皮筋、彩色塑料发卡、还有印著模糊影视剧人物头像的年历片。

甚至，在一个刚刚由人们自发聚集形成的露天市场边缘，她看到有人直接在地上铺块塑料布或旧报纸，上面摆著从乡下收来的鸡蛋、带著泥的新鲜蔬菜、活蹦乱跳的河鱼，或者自己编织的竹篮、扫帚、鸡毛掸子，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偷偷摸摸，而是敢於稍微提高音量，和过往的人討价还价，脸上带著一种既警惕又期盼的神情。

这些摊主，不再是国营商店或供销社里那些端著铁饭碗、面无表情的售货员。

他们脸上带著一种苦妹既熟悉又陌生的神情——那是为了生存而拼命挣扎的急切，但又混合著一种自己可以决定卖什么、卖多少钱的、小心翼翼的兴奋和不安。

他们手脚麻利地收钱找零，那动作里透著一股为自己乾的劲儿，与公家单位里的慢条斯理截然不同。

苦妹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躲在远处墙角或电线桿后面，呆呆地看著那些忙碌的摊主，看著那些提著菜篮子、牵著孩子的市民，停下脚步，挑挑拣拣，然后从口袋里掏出钱来完成交易。

她的心里，像是有一锅沉寂了很久的温水，被底下微弱的火苗慢慢加热，开始冒出细密而困惑的气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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