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了介绍信。

高阳转身往交道口南大街的邮局走去。

邮局门脸不大，绿色木门敞著。

里面光线有些暗，柜檯后坐著个女营业员，正低头织毛衣。

听见脚步声，她抬起头。

高阳站在绿色柜檯前，窗口里坐著个三十来岁的的女营业员，正低头打著算盘。

邮局里人不多，这个年代邮电不分家，权势滔天，可以说是很牛逼的单位，就是后世的菸草。

“同志，有什么事？”营业员开口道。

“我家里人寄的信，我一直没收到。我想查查，是不是我爸妈没寄，或者寄到了，但地址搞错了，没送到我手上？”高阳开门见山，声音不高，但清晰。

他不敢提大西北，更不敢提任何具体的地址或单位。

原因有两个。

第一，他怕院里有人，甚至可能就是管院子的，和邮局这边通了气，故意卡了他的信。

第二，要是信寄来了，但是他没有收到，那就是他们邮局的问题，他们怎么可能承认是他们的问题呢？这很容易让人反感。

可能有人会质疑，那个年代大西北的工作很敏感。

其实，1961年从那些特殊地方寄信到四九城，不是不能寄，而是规矩极严。

地址必须是模糊的，比如“北京xx信箱转xxx收”，信里不能提工作，只能说家长里短，每一封信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

像他父母那样的工人和工程师，按规定每月或逢年过节是允许寄信、甚至匯款的。

如果家里真有急事，还有特殊通道可以联繫。

那些核心人员，就没办法了。而且有时候必须断绝一切通信，才会被人误以为所有人都不能寄信。

组织上有能力，也有安排，绝不会让支援建设的人与家里完全断绝音讯。

永远要相信这个时代大领导的英明。

问题只能出在中间环节。

营业员姓段，叫段林玲。

她听了高阳的话，眉头习惯性地皱起。

邮局最怕的就是丟信，这是严重的工作失误，查到是要处分的。

所以，她变得认真起来。

“同志，查信件得有手续。”段林玲公事公办地说，“户口本，或者街道办，单位开的介绍信，写明寄信人、收信人的名字。你有吗？”

高阳从怀里掏出折得整齐的纸，从窗口递进去。户口本，一直都在他爷爷那里收著，中间听他老人家说，七年前丟失过一次，以为是给爸妈带走了，因为可以补，所以就没在意。

“有，这是厂里开的介绍信。我叫高阳。我爸叫高尧，我妈叫李月华。”他顿了顿，补充了一句，声音低了些，“我爷爷去世了，家里突发变故，所以我急需联繫父母，回来奔丧。”

段林玲接过介绍信，展开看了看红星轧钢厂的红章。

听到“高尧”、“李月华”这两个名字时，她眼神微微动了一下。

干这行久了，有些特殊地址和名字会有印象。

段林玲没说什么，毕竟死者为大嘛，转身走到后面那一排排木头信格和记录簿前。

大约过了十来分钟，段林玲拿著一本厚厚的登记簿回来了。

她脸色有点严肃，把簿子摊在柜檯上，手指顺著名录往下找。

“高尧……李月华……收件人，高阳……”

她低声念著，手指停在一行密密麻麻的记录上。

高阳凑前去看了一眼。

段林玲抬起头，透过眼镜片看著他，眼神里带著疑惑。

“同志，你叫高阳，住南锣鼓巷95號红星四合院，对吧？”

“对。”

段林玲吸了口气，用手指点著登记簿上的记录：“根据存档，寄件人高尧、李月华，寄来的信件和匯款单，频率是固定的。基本上是两个月一封信，逢年过节，春节、中秋、清明，必定有信和匯款。匯款金额……”

她顿了顿，抬眼看了看高阳，诧异道，“平常是一百元，过节是两百元。”

每个月平均下来，至少有五十元。

在这个人均月生活费不到十块的年代，这是一笔巨款。

高阳的父母，一个是八级焊工，一个是五级（或更高）工程师，他们的津贴加上保密等补助，拿出这些钱，完全合理。

可问题的重点是，刚刚这个高阳同志说，他没有收到一分钱。

这是最致命的问题。在段林玲这样一个职员看来，这问题明显是超纲的。

这么算下来，这个事件將会涉及8400元巨款。

“科长，科长，您快来啊，出大事儿了。”

段林玲才確认了金额后，不假思索的回头，对著办公室里头大喊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