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了，燕大附近小院的书房里，只亮著一盏檯灯。言清渐面前的稿纸上，是关於改进纺织厂物料管理流程的具体方案草图，旁边散落著一些计算用的草稿。他的思绪却偶尔会从这些具体的线条和数据上飘开，飘向更宏大、也更沉重的领域。

白天课堂上与吴教授的討论，还有寧静那些大胆的言辞，像投入心湖的石子，激起的涟漪久久不散。他当然比这个时代的任何人都更清楚，眼下奉为圭臬的苏联式计划经济模式，其內在的弊端將会如何隨著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显露、放大。信息传递的天然迟滯与失真，激励机制的扭曲与失效，资源配置中难以避免的僵化与错配……这些不仅是理论推演，更是他前世所熟知的歷史事实。

他记得，华夏对苏联模式的全面反思和试图走自己的路，要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雪夫秘密报告引发思想震动之后才会真正开始。而1958年那个轰轰烈烈却又最终代价惨重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某种程度上，正是试图一举超越苏联模式、寻找一条更快更独特的建设道路的、充满理想主义却又严重脱离现实的尝试。那是一次悲壮的失败，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这些翻涌的思绪，最终都沉淀为一声几不可闻的嘆息，消散在秋夜的凉气里。

“我算什么呢？”言清渐看著自己画出的流程图，指尖轻轻敲击著桌面。一个穿越者，或许比旁人多知道几十年的歷史走向，也多一些后世的知识碎片。但这浩瀚的国度、这亿万人共同构成的复杂肌体、这已经轰鸣启动且惯性巨大的歷史列车……他，言清渐，红星轧钢厂一个有点特別的副主任，燕京大学一个有些想法的研究生，放在这宏大的背景下，不过如同大象身上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胞。

他没有能力，更没有资格去妄言改变这头“大象”前进的方向或根本的体质。歷史的浪潮有它自身的逻辑和力量，个人的意志在其中，渺小得可怜。试图螳臂当车，或者过早地呼喊那些无人能懂甚至可能引来灾祸的“预言”，除了將自己和身边的人置於不可测的危险之中，毫无意义。

那么，能做什么？

他的目光重新聚焦在眼前的方案上，那些优化物料流转路线、明確岗位职责、將部分节约与奖励掛鉤的具体条款，显得如此“微小”而“务实”。是的，微小，务实。这就是他给自己划定的边界。

“未来，最多就是在自己所在的工作单位里，在那些不涉及根本方向的细节上，努力做一些改良。”他心中默想，“让机器转得更顺一些，让工人们的劳动环境稍好一点，让生產出来的东西更符合实际需要一些，让大家凭本事和汗水，能多拿到一点实实在在的报酬……为劳动者们多谋些福利，多赚点实在的好处，这总不磕磣。”

就像一个大象体內的健康细胞，或许无法决定大象是走向森林还是草原，但至少可以努力让自己所在的那一小片组织保持活力与功能。无数个这样的细胞都尽力做好自己的本分，大象的整体健康，或许也能因此得到一丝微小的、不易察觉的改善。这就是他所能理解的，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一个知晓未来却又力量微小的个体，最理性也最可能有所作为的路径。

他又想起了寧静。这个小师姐，因为留苏的经歷，对宏观经济层面的问题有一种天然的敏锐和近乎本能的批判眼光。她能直接感受到体制的某些彆扭之处，也敢於在有限的范围內表达出来。这是她的优势，或许也是她的风险。

“不能跟她在这方面起衝突。”言清渐提醒自己。与她爭论苏联模式的根本缺陷？指出未来可能发生的剧烈变动？那毫无必要，且吃力不討好。寧静的敏锐更多是基於感性体验和横向比较，而他的认知则来自残酷的歷史结论。两者的根基不同，强行碰撞，要么是他被迫暴露太多，要么是引发无谓的爭执。

更好的方式，或许是求同存异。在都认同“需要改变现状”、“需要提高效率”的大前提下，专注於探討那些具体的、可操作的“如何改”。就像在纺织厂的方案上，他们可以討论绩效积分的具体设计是否公平，物料流转的新方案是否真的能节省时间，而不必去深究这套做法在宏观上是否“偏离了计划经济原则”。把宏大的理论爭议，化解为一个个具体的技术与管理问题。

想通了这些，言清渐感觉心中的那团乱麻被理清了。沉重的无力感依然存在，但一种更为清晰、也更为坚定的“小细胞”的使命感，却也悄然滋生。他拿起笔，重新投入到那份物料管理流程图的完善工作中去，笔下线条愈发清晰、有力。

窗外，四合院方向隱约又传来一些熟悉的嘈杂，很快又归於平静。那院里的恩怨是非，与这国家前行的宏大敘事相比，固然是另一个极端的“微小”，但其间的纠缠与无奈，某种程度上又何尝不是一种缩影？

言清渐摇摇头，將无关的杂音摒除。他只需要守好自己的小院，做好手头该做的事，关照好身边的人，在允许的范围內，像一颗健康的细胞那样默默工作。至於那头“大象”最终会走向何方，歷史自有其答案。他能做的，便是在答案揭晓之前，尽力让与自己相关的这一小片“组织”，活得更加踏实、更有尊严一些。这，或许就是他这个“穿越者”，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里，最朴素也最真实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