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一点半，工业部第三会议室已经坐满了人。长条会议桌两侧，一边是各主管部门的代表，一边是特邀老同志。徐老坐在老同志首位，闭目养神。

言清渐带著团队提前十分钟到场，把二十份材料放在每个座位前。徐老睁开眼睛，看了眼材料封面，又闭上了。

两点整，会议开始。工业部赵部长主持会议：“今天请各位来，专题討论军工企业精简调整方案。言清渐同志，你先匯报吧。”

言清渐站起来，走到会议室前方的黑板前：“各位领导，我先匯报三组数据。”

他在黑板上写下三个数字：“第一，1961年全国军工企业亏损总额——八亿七千万元；第二，需要国家补贴才能发工资的企业数量——一百二十三家，占总数百分之六十六；第三，完全依赖军品订货、民品为零的企业——一百五十四家，占总数百分之八十二。”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

“这三个数字说明什么？”言清渐转身面对眾人，“说明我们的军工战线太长，国家背不动了；说明很多企业没有自我生存能力，一旦军品订货减少，立刻陷入困境；说明我们急需调整——不是想调整，是不得不调整。”

徐老睁开眼睛：“言主任，你这些数字，有没有水分？”

“没有。”言清渐从沈嘉欣手里接过財务报表复印件，“这是工业部档案室保存的原始报表，各位可以传阅。”

报表在参会者手中传递，翻页声此起彼伏。有人摇头，有人嘆气，有人脸色发白。

“即使如此，”徐老缓缓开口，“也不能用『造锅捕鱼』这种方式来调整。这是对军工事业的褻瀆！”

“徐老，我理解您的感情。”言清渐说，“但请允许我匯报第二组数据。”

他又在黑板上写下：“瀋阳飞机厂，现有职工五千人，其中直接从事飞机製造的，一千二百人；辅助、后勤、管理、服务人员，三千八百人。如果按『保核心、转辅助』的原则调整，保留一千二百人继续造飞机，剩下的三千八百人转產民品，预计年產值可达六百万元，不仅养活自己，还能反哺军品生產线。”

“胡说！”徐老的儿子徐志刚突然站起来——他是作为瀋阳厂代表列席的，“我们厂根本没有那么多富余人员！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

“徐副厂长，”王雪凝举起一份表格，“这是你们厂去年的考勤记录复印件。我统计过，全厂平均出勤率百分之七十六，也就是说，有四分之一的人长期处於『半閒置』状態。需要我念名字吗？”

徐志刚脸涨得通红，说不出话。

江南造船厂的代表接著发难：“就算要转產，也应该转產技术含量高的民品，比如造客轮、造货轮，怎么能造渔船？这不是大材小用吗？”

林静舒站起来：“李总工，你们厂去年尝试过造三千吨货轮，结果怎么样？工期拖了八个月，成本超支百分之四十，最后船东不要了，现在还停在船台生锈。而同期，浙江渔船厂造的渔船，订单排到明年。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该生產什么，这不是大材小用，是適销对路。”

又有老同志发言：“精简下来的职工怎么办？都是为国防建设出过力的老同志，能说不要就不要吗？”

卫楚郝回答：“我们制定了详细的安置方案。年轻有技术的，充实重点厂；年纪大有经验的，转到地方工业当师傅；实在安排不了的，发基本生活费。总的原则是——不让一个人没饭吃，不让一个家庭过不下去。”

“钱从哪来？”財政部的代表问。

郑丰年接话：“我们测算过，全国精简十六万人，三年安置经费八千万，平均每年两千六百万。而如果硬撑，今年就需要补贴一个亿。两害相权取其轻。”

会议开了三个小时，言清渐团队用数据、用事实、用方案，一一回应质疑。虽然不能说服所有人，但至少让大多数人明白了——调整不是心血来潮，是迫不得已；不是要毁掉国防工业，是要救活国防工业。

徐老一直没再说话，只是静静听著。会议结束前，赵部长请老同志们最后表態。

徐老慢慢站起来：“今天听了这么多，我……需要时间消化。但我有一个请求：在最终决定前，能不能再听听基层职工的意见？不是干部的意见，是普通工人的意见。”

言清渐立即回应：“可以。我建议组成联合调研组，由老同志带队，深入企业调研，直接听取工人意见。”

“好。”徐老点头，“我去瀋阳。”

“我陪您去。”言清渐说。

散会后，徐志刚快步追上父亲：“爸，您怎么……”

“闭嘴。”徐老瞪了儿子一眼，“回家再说。”

回办公室的路上，沈嘉欣鬆了口气：“主任，今天这关算是过了吧？”

“过了第一关。”言清渐说，“但真正的考验在后面——基层调研。如果工人们也反对，那方案就真的推行不下去了。”

“工人们会反对吗？”郭玲婷问。

“不会。”言清渐很肯定，“因为方案真正保护的，是工人们的饭碗。那些反对的，都是怕丟位置、怕丟权力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