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理。”吴建邦摸著下巴，“这样，常规组完全按试验站统一管理。处理组的微肥，我们分两次施：播种前基肥一半，拔节期再追一半。具体用量，你根据盆栽实验的有效浓度，换算成亩用量，今天定下来。”

“好。”

李靖川从挎包里掏出笔记本，迅速记下。

小区全部划定完毕时，已是上午八点多。三人走到田头的水渠边洗手。

吴建邦从怀里掏出个手帕包著的馒头，掰成三份：“將就吃点，一会儿还有的忙。”

就著渠水，三人啃著冷馒头。

吴建邦一边吃，一边从隨身携带的帆布包里取出一本厚厚的、封面磨得发白的笔记本，翻到某一页，撕下一张摺叠好的纸，递给李靖川。

“这是二十五份材料的清单。每一份我都写了简要说明：来源地、基本农艺性状、过往试验中表现的特殊性，还有我给编的临时编號。”吴建邦语气郑重，“这些材料，有些是我十几年攒下来的家底，有些是从全国各地收集的地方种，还有一些是国外引进后经过几代驯化的。每一粒种子，背后都有故事。”

李靖川双手接过。纸张是那种老式的横格信纸，蓝黑色的墨水字跡工整有力，密密麻麻写满了正反两面。他快速瀏览：

“1號:『京麦8號』，高產型，穗大粒多，但抗倒性一般，轻感銹病……

“3號:『陇东旱麦』，甘肃地方种，极耐瘠薄，在年降水350mm地区稳定，但產量潜力低……

“7號:『冀北紫秆』，茎秆基部紫色，疑似花青素累积，可能与抗逆相关……

“12號:『农旱7號』，1999年从山西夏县收集。性状特殊：在中等乾旱下，叶色保持深绿时间显著长於其他材料，但根系观测並无特异。机理不明，待解。”

他的目光在“农旱7號”那行停留了片刻。“待解”两个字下面，吴建邦用笔画了圈。

“注意到了？”吴建邦凑过来，指著那行字，“这份材料我观察三年了。它在田间的表现很有意思——不是最抗旱的，也不是產量最高的，但它在乾旱来临时的『反应速度』似乎很慢，叶片萎蔫、变黄的时间都比別的品种晚一两天。我怀疑它內部有什么『缓衝机制』，但一直没找到合理解释。你们那个光合稳定性的指標，说不定能揭开它的秘密。”

李靖川將清单仔细折好，收进贴身口袋：“我会重点关注。”

吃完简单的早餐，三人回到田头的小屋——那是试验站的临时工作室，里面摆著简陋的桌椅、柜子，以及一些常用的农具和仪器。

吴建邦展开一张更大的田区规划图，李靖川则將自己带来的草图铺在桌上。

两人开始敲定最终方案。

“温室部分，靖川你全权负责。”吴建邦用铅笔在图上点著，“每个品系，至少三个重复。锰锌浓度梯度就按你之前优化的设置：缺素、正常、优化三个水平。培养介质统一用消毒蛭石混合营养土，確保起始条件一致。”

“明白。”李靖川在笔记本上记录，“我计划每周测定两次光合日变化，重点观测午间时段。同时採集叶片样品，测定叶绿素含量和元素浓度。”

“田间部分，文涛你来牵头。”吴建邦看向郑文涛，“测定时间就定在每周二、四、六的上午九点、十二点、下午三点——这三个时间点，基本能覆盖光合日变化的上升、峰值和『午休』阶段。用那台老款的便携光合仪，虽然精度不如你们实验室的，但趋势对比够用了。”

郑文涛点头：“仪器我已经校准好了。每个小区选三株有代表性的定点测量，標记好，以后每次都测同样的植株。”

“还有这个。”吴建邦从柜子里取出两本崭新的硬皮笔记本，封面一模一样，只是侧脊上分別用蓝、红油漆画了一道粗线，“『双线记录本』。靖川，温室的所有数据——生长指標、生理测定、环境参数——全部用蓝墨水记在这本里。文涛，田间的所有观测——光合数据、天气情况、农事操作、甚至偶然的虫害鼠害——全部用红墨水记在这本里。”

他將两本记录本分別推到两人面前：“数据是科研的命根子。记录要即时、完整、清晰，不能涂改，如果有写错，划单线註明，签缩写和日期。每周末，你们两个要对一次数据，把温室和田间可以对照的部分標註出来。我们要看的，不仅是每个材料在不同环境下的表现，更是实验室的『精细机理』和田间的『复杂现实』之间，到底能不能对上，在哪儿对得上，在哪儿对不上——对不上的地方，往往就是新问题的起点。”

这番话，既是布置任务，更是传授经验。

郑文涛听得认真，李靖川也郑重接过蓝色封面的记录本，翻开第一页，用钢笔在页眉工整写下：“温室组观测记录，起始日期：1962年5月22日。”

方案细节逐一敲定：施肥的具体日期和用量、测量时的天气取捨標准（雨天顺延）、样品採集和处理流程、数据备份方式……

全部议定，已是日上三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