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基金总部办公室。

查理盯著电脑屏幕上那条简短的消息：“任务失败，承包商撤离。目標区域监控严密，无法执行。”他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不是因为愤怒，是因为恐惧。

他又失败了。第三次，还是第四次？他已经记不清了。每一次精心策划的攻击，都被李卫东轻鬆化解，像成年人看穿孩子的把戏。

电话响了，是施泰因。

“查理，”对方的声音冷得像西伯利亚的寒风，“mi6那边传来消息，他们的行动失败了。副局长很不满意，认为是我们提供的情报有误。”

“情报没问题！”查理急切辩解，“是李卫东提前做了防备，他好像知道我们要……”

“知道我们要干什么？”施泰因打断，“查理，你知道吗，罗斯柴尔德先生刚刚和我通了电话。他说，如果一个人连续失败，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他能力不足，要么……他在故意放水。”

查理的心跳几乎停止：“您……您什么意思？”

“意思是，”施泰因一字一顿，“从现在起，你被基金停职了。交出所有权限，等待內部审查。”

电话掛断。

查理瘫在椅子上，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停职，审查——这些词意味著什么，他太清楚了。在共济会的体系里，失败者没有退休金，只有……消失。

不。他不能接受。

他猛地站起来，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必须做点什么，必须证明自己的价值。可是还能做什么？技术战输了，法律战输了，资本战输了，连秘密行动都输了……

等等。秘密行动。

查理的眼睛突然亮了。mi6的计划失败了，但那条路还没走完。如果官方渠道走不通，为什么不试试……非官方的？

他想起了一个人。安东尼奥·科斯塔，那个前黑手党法律顾问，现在“欧洲理事会”的成员。科斯塔曾经暗示过，如果需要“脏活”，他有渠道。

查理拿起加密手机，犹豫了几秒，还是拨通了那个从未打过的號码。

电话响了五声才接通，传来科斯塔懒洋洋的声音：“谁？”

“安东尼奥，我是查理。我需要……帮助。”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低笑：“查理啊，我听说你最近不太顺利。”

“是的。”查理咬牙，“所以我需要一次……能扭转局面的行动。不计代价。”

“哦？”科斯塔的声音里多了兴趣，“说来听听。”

“李卫东最在乎什么？”查理自问自答，“技术，工厂，员工。如果我们动不了这些，那就动他身边的人。”

“绑架？谋杀？”科斯塔嗤笑，“查理，这不是拍电影。在德国搞这种事，后果很严重。”

“不是绑架。”查理压低声音，“是『意外』。一场交通事故，一次突发疾病……只要能让李卫东分心，让卫东机械乱起来。在他忙著处理『家事』的时候，我们的基金、我们的联盟，就能重新夺回主动权。”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久到查理以为对方掛断了。

“一百万欧元。”科斯塔终於开口，“预付一半，事成后付另一半。目標？”

查理脑子里快速闪过几个人选：孙浩，王建明，施密特……最终，他说出了一个名字：

“於海棠。李卫东在北京的办公室主任，跟了他十几年，是他的左膀右臂。她下周要来德国出差，这是机会。”

“中国人？”科斯塔沉吟，“有点麻烦，但……可以操作。等我消息。”

电话掛断。

查理放下手机，手心里的汗已经浸湿了机壳。他知道自己跨过了一条线，一条再也回不了头的线。

但此刻，他只想贏。

北京，卫东机械总部。

於海棠正在整理下周去德国的行程文件。这次出差主要是和慕尼黑工厂对接財务系统升级，预计停留五天。她看了眼日历，突然想起一件事，拿起手机拨通了李卫东的號码。

“李总，我下周三到慕尼黑。另外，赵卫国老厂长让我带句话——量子涂层的实验有重大突破，但需要当面匯报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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