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材料学》期刊编辑部，伦敦。

主编艾米丽·卡特盯著电脑屏幕上刚刚完成同行评议的论文，手指无意识地敲击桌面。论文標题很简单：《量子-等离子复合涂层的理论模型与性能预测》，作者单位一栏写著：中国卫东机械，慕尼黑研发中心。

“三审专家都给了『强烈推荐发表』。”助理编辑低声匯报，“尤其是一位匿名审稿人——据系统记录，是cern的霍夫施塔特教授——他的评价是：『如果实验数据能验证理论预测，这將是材料科学领域近十年来最重要的突破之一』。”

艾米丽翻到评审意见页。霍夫施塔特的评语长达三页，从理论推导到数学建模，从物理机制到工业应用，逐项分析，最后写道：“儘管论文只提供了理论模型和模擬数据，但其逻辑之严谨、创新性之强，令人震撼。建议期刊儘快发表，並敦促作者儘快提供实验验证结果。”

这很罕见。cern的顶级学者，对一家工业企业的论文给出如此高的评价，而且是在他们自己也在研究同类技术的情况下。

“安排下周的在线优先出版。”艾米丽最终决定，“同时联繫作者，询问实验验证的时间表。如果可以，我们希望做一期专题报导。”

苏黎世，cern合作实验室。

霍夫施塔特教授放下列印出来的论文预印本，摘下眼镜，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他面前的实验台上，放著三组按照施洛德提供的配方製备的涂层样品，以及一份刚刚完成的检测报告。

“教授，”助手小心翼翼地说，“三组样品中，只有一组达到了理论性能的60%，另外两组……连30%都不到。我们復现失败了。”

“不是復现失败，”霍夫施塔特摇头，“是数据本身有问题。”

他调出施洛德提供的原始实验记录，指著其中一页：“你看这里——第47次实验，反应温度记录为1250度，但同一页的设备日誌显示，那天实验炉的最高设定温度只有1200度。还有这里，量子点尺寸分布数据，统计规律违反物理学基本常识。”

“您是说……数据被篡改了？”

“不是篡改，是混合。”霍夫施塔特苦笑，“一部分真实数据，一部分错误数据，还有一部分……根本就是隨机生成的。混合得如此精妙，如果不是我们亲自做实验验证，根本发现不了。”

助手倒吸一口凉气：“卫东机械故意给了假数据？”

“不一定是卫东机械。”教授沉思，“可能是那个施洛德，在传递过程中做了手脚。但他已经死了，死无对证。”

实验室里一片死寂。所有人都意识到，他们过去七十二小时的疯狂工作，可能是在破解一份精心设计的“毒药”。

“那这篇新论文……”助手看向电脑屏幕上《自然》的预印本。

“这篇论文是真的。”霍夫施塔特重新戴上眼镜，“理论模型无懈可击，模擬数据与物理规律完美契合。而且，它比我们手上的数据……先进了一代。”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看著cern园区里那座巨大的粒子加速器环形建筑。

“我们被耍了。”他喃喃道，“用第一代技术的残缺数据拖住我们，同时他们自己，已经跑到了第二代。”

“那我们怎么办？停止研究？”

“不。”教授转身，眼神复杂，“我们要转变方向——既然第一代数据有问题，那就放弃破解，转向验证第二代理论。如果卫东机械的理论是对的，那么沿著这条路走下去，我们可能比他们更快做出成果。”

“可是……这不是在帮他们验证理论吗？”

“科学没有国界。”霍夫施塔特说，“如果这项技术真的能改变世界，那么由谁先做出来，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被做出来了。”

助手似懂非懂地点头。

但教授心里清楚，这句话有一半是自我安慰。在现实世界里，谁先做出来，谁就掌握標准、专利和市场。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国籍，技术有產权。

他嘆了口气，重新坐回电脑前，开始起草一封邮件——给《自然》编辑部的补充评审意见，建议他们儘快发表这篇论文。

因为有时候，承认对手的强大，也是一种智慧。

柏林，基金总部新办公室。

新任执行人卡尔·冯·里希特——前德国联邦情报局副局长，冯·里希特安全諮询公司的老板——站在落地窗前，背对著施泰因。

“霍夫施塔特那个老学究，果然靠不住。”他声音低沉，“拿到数据三天，不仅没破解，还反过来给对手的论文写了推荐信。”

施泰因坐在沙发上，脸色难看：“cern这条路走不通了。我们得另想办法。”

“办法有的是。”冯·里希特转身，五十多岁的脸上带著情报人员特有的冷峻，“卫东机械不是要发论文吗？我们就让他们发不成。”

“怎么阻止？《自然》已经决定发表了。”

“发表的是论文，但论文的作者……不一定非得是中国人。”冯·里希特走到办公桌前，调出一份档案，“王建明，卫东机械首席材料科学家，这篇论文的第一作者。但我们查到，他在2010年访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期间，曾与一名华裔教授合作发表过一篇论文。而那位教授……去年因『向中国转移敏感技术』被fbi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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