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地方法院，第三民事庭。

上午九点整，旁听席座无虚席。不仅有德国和中国的媒体记者，还有来自全球各大化工企业的法务代表——所有人都想看看这场世纪专利诉讼的第一回合。杜邦索赔一百亿美元，这是欧洲智慧財產权诉讼史上最高的索赔额。

法官安妮·施密特（与卫东的施密特同名）敲响法槌：“杜邦公司诉卫东集团专利侵权案，第一次开庭。原告方，请陈述。”

詹姆斯·摩根站起来，依然是一丝不苟的银髮，但眼中有血丝——过去二十四小时他几乎没睡，试图说服杜邦董事会撤诉，但失败了。董事会认定李卫东是虚张声势，坚持要打这场官司。

“尊敬的法官，”摩根用流利的德语开场，“杜邦公司在石墨烯领域拥有七项基础专利，覆盖了从製备到应用的全链条。卫东集团在没有获得授权的情况下，大规模生產並销售石墨烯產品，侵权事实清楚，证据確凿。”

他调出技术对比图：“这是杜邦专利中的化学气相沉积设备设计，这是卫东工厂的生產线照片——结构相似度超过80%。这是杜邦的石墨烯剥离工艺参数，这是卫东產品检测报告——数据匹配度高达92%。”

旁听席响起低低的议论声。从技术图表看，杜邦似乎確实占理。

“被告方。”法官看向李卫东这边。

周明站起来，没有看摩根，直接面对法官：“法官阁下，在陈述之前，我们申请呈上证物一號：卫东集团石墨烯研发项目的完整记录。”

法警推上来一辆手推车，上面堆著——不是文件，而是二十台老式笔记本电脑，屏幕都亮著，显示著不同年份的桌面。

“这是什么？”法官皱眉。

“这是过去十年，卫东石墨烯研发团队使用的二十台工作电脑。”周明解释道，“我们从2008年项目启动第一天起，就建立了严格的档案制度。每台电脑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当年的作业系统、软体环境和所有工作文件。”

他走到第一台电脑前，屏幕显示时间：2008年10月7日。“这一天，我们的团队在王德亮教授的指导下，第一次尝试石墨烯製备。请注意实验记录——”他放大一个文档，“我们尝试了包括杜邦专利方法在內的六种路径，全部失败。”

摩根站起来反对：“这与本案无关！被告方在转移视线！”

“恰恰相反。”周明切换第二台电脑，时间2010年，“这是2010年3月，我们第七次復现杜邦cvd法的记录。结论是：每克成本11000美元，纯度只有78%，无法工业化。”

他一台一台地展示下去。每台电脑都是一个时间胶囊，记录了卫东团队如何一步步试错、改进、最终在2016年找到了完全不同於杜邦专利的技术路径——一种基於超声波辅助的液相剥离法。

“关键在这里。”周明调出2015年的一封內部邮件，“这是团队负责人王工给李卫东先生的报告：『经过七年验证，以杜邦为代表的传统路径存在根本性缺陷。建议放弃跟踪，转向全新方向。』”

他转向法官：“如果我们在抄袭杜邦，为什么要放弃他们的路径，从头开始研发？”

摩根脸色发青，但依然强硬：“这只是你们单方面的说法！证据呢？”

“证物二號。”周明示意法警。

这次推上来的是三个密封的玻璃箱，里面是不同年份的石墨烯样品，標籤清晰：2009年实验品、2013年中试样品、2016年第一批量產样品。

“我们已经申请第三方鑑定。”周明说，“请法庭指定德国弗朗霍夫研究所，对这些样品进行成分和结构分析。如果我们的技术来自杜邦，那么早期样品应该和杜邦专利描述一致。但事实是——”

他调出提前做好的分析报告：“2009年样品用的是氧化还原法，与杜邦cvd法完全不同。2013年样品开始出现我们的专利技术特徵。2016年样品……完全是自主技术。”

旁听席炸开了锅。记者们疯狂拍照——实物证据比任何文件都有说服力。

“还有证物三號。”周明的声音提高，“杜邦公司隱瞒的现有技术证据！”

大屏幕上出现一份发黄的纸质文件，是中文的，但旁边有德文翻译：《石墨烯多层结构製备新方法》，作者王德亮，发表期刊《中国科学》，2007年12月。

“这篇论文比杜邦最早的相关专利申请早八个月。”周明调出专利局记录，“杜邦在申请专利时，没有向审查员披露这篇论文，这违反了专利法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因此，杜邦的专利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

摩根终於坐不住了：“这篇论文……这篇论文没有经过同行评议！”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1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