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北大，不仅仅同门对他这一次仙人洞发掘成果有关注，北大歷史系的师长也都在关注著他此次的发掘成果。

苏亦除了每周五需要去朗润园，周六还要去燕东园上课，燕东园24號是著名歷史学家周一良先生的住宅，这时，他还没搬入朗润园跟季羡林做客，还在燕东园。

说到他跟周一良先生的认识，也是巧合。

他至今，都记得跟老先生相遇的场景。

他当时本来打算去图书馆借阅《大唐西域记》，与对方偶遇，但並不认识对方，苏亦就问了一声先生好，这一声先生好，引起了周一良先生的兴趣，询问他是否认识自己。

苏亦实话实说，“先生，我今年刚到北大读书，除我们系的个別老师，其他院系的老师都不太认识，敢问先生，是哪一个院系的？”

结果老先生就来一句，“我是你们歷史系的。”

这个回答，把苏亦搞不会了。

好在，他脸皮厚，再次询问老先生教授哪一门课程。

名讳不好问，但问授课，却是可以，本来也没有犯啥忌讳，没想到老先生却来一句，“只不过是北大无书可教的可怜教书匠罢了。”

这个回答，当时直接把苏亦搞宕机了。

后来在图书馆二楼，老先生填借书条的时候，苏亦才见到对方的签名——周一良。

当时老先生得知他正在看佛教史典籍《高僧传》，还饶有兴趣地问他：“你年纪这么小，看得懂这书吗？”

苏亦说，“看不太懂，需要藉助一些工具书。”

对此，老人更加好奇了，“你这个年纪，怎么会看这本书？”

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躲在北大图书馆的角落，捧著一本冷门的佛教史典籍《梁高僧传》，对於老先生来说，多少有些衝击了。

苏亦只能解释，“我是考古专业研一的学生，跟宿柏先生学习佛教考古，因为年纪小，钻了空子成为研究生，史学基础不牢固，因此，需要多读一些佛教史典籍。之所以会看《高僧传》，是按照陈垣先生所著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来读的。不过，我的古文功底弱，读典籍，有些吃力。”

老先生对他如此年纪，就成为北大的研究生，尤为吃惊，最后感慨道：“也难为你了，读这些典籍，没少吃苦头吧？”

苏亦有些不好意思说：“倒也没有，我是新会人，自小对於梁任公以及陈援庵两位先生的书，都比较感兴趣。”

老先生露出恍然的神情。

梁启超跟陈垣，两位大学者，都是新会人，也是近代中国的史学大师。

苏亦作为新会人，受到两位先生的影响，读他们史学著作，也正常。

可能是閒来无事，“一老一小”，就开始閒聊起来。

苏亦的情况，老先生也了解得七七八八。

然后周一良好奇问，“你听说过我？”

苏亦也不隱瞒，“报考北大考古研究生之前，曾经对歷史系的各位师长，做过一些了解，还读过您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以及您跟吴於廑先生主编的《世界通史》。”

这一天，老先生谈兴正浓，跟苏亦聊了不少。

聊到最后，还饶有深意地对苏亦说，“以后佛教史以及魏晋南北朝史料方面，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我，恰好我对这些方面有一些研究心得。”

老先生是谦虚了。

他一个大学者，怎么只是有些心得。

作为陈寅恪先生的弟子，他可以说是权威。

当年他在哈佛读博的时候，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中国密宗，对於这些佛教以及魏晋南北朝史，再熟悉不过。

自此，只要在图书馆遇到周一良先生，苏亦就不吝於请教。

请教的次数多之后，老先生估计是觉得他態度诚恳，勤奋好学，就特意定下周末到图书馆给苏亦答疑。

到了最后，老先生起了爱才之心，直接让他周六上门授课了。

授课的內容，也不局限於佛教史，其实这不是周一良先生的专长。

他的专长是日本史以及魏晋南北朝史。

因此，周末到燕东园，苏亦一待就一天，上午学日本史，下午学魏晋史。

得知苏亦有点日语基础之后，老先生又开始教他日语。

这个时候，苏亦才知道，周一良先生的日语非常好。

在哈佛读博的时候，他主修的就是日文。

博士毕业之后，还被哈佛聘为教员，教了两年日文。甚至，回国到清华任教，还是教日文。

於是，到了后面，苏亦在燕东园这边学习的內容，就有些杂乱了。

日文要学习，日本史以及魏晋南北朝史也要学。

甚至，还会读一些日本歷代文学名著。比如《竹取物语》《今昔物语》《心中天网岛》等。

除了周六，苏亦周一晚上也需要赶去燕东园。

因为周一晚上，要上梵文课程。

之所以定在周一晚上，听师母邓懿说，周先生当年在哈佛求学的时候，每周一晚上都要到梵文教授柯拉柯家上课，於是，周先生多年来，都保持著每周一晚的梵文阅读习惯，这种习惯一直持续到现在。

在对方看来，他既然研究佛教考古，就不能不懂梵文，懂梵文，能够看懂古印度的相关典籍文献，对於佛教考古，事半功倍。

后来苏亦才知道，老先生为啥愿意这样不求回报的，对他倾囊相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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