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河姆渡遗址的发掘，一直都是令中国考古界自豪的里程碑。

因为在这里发现至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

这一发现，直接奠定了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最早起源地的基础，也使得河姆渡从此受到国內外各地考古学者的关注。

也使得国內学术界，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和资源在稻作农业起源的研究上。

它的发现是革命性的，直接推翻了“稻作农业起源印度说”。

於是，学界把河姆渡是稻作文明的摇篮。

从此，河姆渡从一个小小渡口一举名扬天下，河姆渡不再仅仅是一个渡口。

考古学家把河姆渡遗址与西安半坡遗址相提並论，河姆渡文化与仰韶文化並驾齐驱。

它的地位，一提再提。

甚至，在这个年代，河姆渡就是文物考古工作者心中的圣地。

凡是从事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国史前文化的，言必称河姆渡，关於河姆渡文化的一系列学术成果，被学术界广泛引用，视为瑰宝。

结果，河姆渡遗址第二次发掘才过去一年多。

突然有一天，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少年就跳出来说，你们说得不对，我还能够找到比河姆渡遗址更早的稻作遗存。

一开始，大家都把他当成一个笑话。

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少年，真的找到了。

把现场眾人都直接给搞懵比了！

因此，浙博这一次的会议，就是围绕著苏亦的文章来展开的，討论他提出来的学术观点是否可行。

当然最为关键的是，对方关於稻作遗存的鑑定方式，是否具有科学性、权威性！

这个才是关键！

实际上，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浙博歷史部的眾人，也跟《文物》编辑部的编辑一样，第一反应，就是这小子造假了，毋庸置疑的造假了。

然而，对方的学术成果都已经有《文物》编辑部背书，造假一事，可以质疑的点，就大打折扣了。

剩下的就是討论在科学技术上的可行性了。

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会议会把浙博自然部的研究人员邀请过来的原因。

然而，对於这个问题，自然部的负责人，却给出肯定的回答。

“理论上，孢粉分析，是推测出稻作遗存的具体年代的。”

说到这里，对方又给出但是。

“但是，孢粉在鑑定稻作遗存年代的时候，是需要结合其他年代测定方法，因为孢粉本身无法直接提供绝对年代。因此，孢粉组合需要与地层对比，也可以通过对同层位的有机质进行碳十四测年，直接获得绝对年代。”

眾人刚露出惊喜的神色，就被他这句话给浇灭了。

因为对方继续说道，“这一次提供孢粉分析鑑定的，是中科院植物所的孙香君研究员，她同样也利用稻属孢粉与碳十四测年结合，確定咱们河姆渡遗址为距今7000年的稻作遗存。因此，咱们要是认同孙香君研究员的鑑定结果，就必须认同她对於仙人洞遗址的孢粉鑑定结果！”

这话一出来，眾人听得目瞪口呆。

最终，有人小声嘀咕。

“好傢伙，这个小子，太鸡贼了！”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这一招，好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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