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台收穫收视率，考古学家收穫知名度，有了知名度就有金主赞助考古经费，还可以卖书增加稿费。他们並没有国內一些考古学家那么高傲，更不会无限拔高考古学的地位，更不会站在云端鄙视著普通民眾，更不会对大眾的质疑不屑一顾。

因此，民眾把考古等同於盗墓这个问题，並不能简单归咎於民眾的无知。

某种意义来说，也是国內考古工作者的失职。

前世，不少考古学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也有意识地去做科普工作，但实话实说，国內真正意义上的公眾考古学家，並没有！

这个工作，任重道远！

想了想，苏亦又补充道：“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文化观念的认知確实是关键，同样也跟民国时期的田野发掘活动主要集中在歷史时期有关係，其中，墓葬就成为重要发掘的对象。咱们国人始终有先祖崇拜、死者为大、入土为安等等观念，因此对田野考古涉及发掘墓葬的时候，就非常牴触。”

甚至，对此，顾立雅就曾经说过，“中国人对考古发掘存在著普遍而且根深蒂固的反感情绪，认为动土即是触犯了一方的神明，中国到处都散布著各个歷史时期的墓葬，他们希望不要惊动祖宗的亡灵。”

这段话是格林·丹尼尔写的《考古学一百五十年》，作者在第八章《世界史前史的发展》之中引用顾立雅的话。

可以说苏亦在前世翻阅过的关於考古与盗墓相关论文都习惯性引用这段话。

甚至本书，也是国內考古专业学生研究世界考古学史的必读物。

这说明啥？说明很早以前，就有学者在关注这个问题，国內外的学者都在关注。

这些学者其实都知道，民眾始终存在这种偏见。

听到这里，同学们也非常好奇。

有人问，“小师兄，难不成就只有中国的民眾存在这种偏见？外国没有吗？外国人就这么开明吗？”

对此，苏亦给出肯定的回答，“当然不是，考古学存在世界性，也存在区域性。既然存在区域性就跟本土的文化观念认知有关。比如欧洲考古学史上影响最大的『法老的诅咒』的传说。”

传说，1922年，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在图坦卡蒙墓中发现了几处图坦卡蒙的诅咒铭文，有一处写道：“任何怀有不纯之心进这坟墓的，我要像扼一只鸟儿一样扼住他的脖子。”

传说最后被欧洲各大报纸刻意渲染放大，为了报纸的销量，无所不用其极，最终造成民眾恐慌，搞得最后霍华德·卡特都不得不出来闢谣了。

就算如此，闢谣的效果也不理想。

到了，1980年，探险队的安全官理察·亚当森都要出来表示，诅咒的故事是为了防止可能会进入陵墓的盗墓者而凭空捏造出来的。

归根到底，民眾还是把卡特的行为认定为盗墓。

因为，图坦卡蒙存在坟墓在三千年的时间內从未被盗，直到1922年被卡特发现，从里面发掘出大量珍宝，震惊了西方世界，图坦卡蒙才广为人知。

之所以会有“法老的诅咒”，主要是因为有几个最早进入坟墓的人早死，被媒体大肆渲染成“法老的诅咒”，甚至还有科学家跳出来，说可能是墓葬之中存在致人死亡的病菌。

也正是因为媒体报纸的大肆炒作，图坦卡蒙的名字在西方开始家喻户晓。

既然提及西方考古学史，那么就不能忽略西方社会对於考古与盗墓关係的认知。

总体来说，考古是盗墓这种观念，不仅国內有外国也有。

不管考古学者怎么闢谣，根源就存在著。

甚至，民国时期，梁启超就期待著“一面教育普及，一面要等政治修明”来解决。

然而，民国时期，根本就解决不了。

反而，是建国以后，这个部分处理得还不错。

甚至在六七十年代的考古发掘现场，还经常对公眾开放，允许公眾到发掘现场参观，有时候，考古队一边发掘村民就一边在旁边围观。

不仅普通民眾，就连知识分子也习惯到现场围观。

这种方法，就跟后世的考古现场直播一样，对於科普考古的科学性以及必要性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然，在这个年代，为了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发掘任务太重，国內的学者普遍不需要去处理公眾偏见的难题。

因为建国以后，地下之物一切都是国家所有。

国家需要发掘，普通百姓哪有会阻拦的道理。

然后，就衍生出来很多问题。

比如普通民眾不拦发掘了，然而，发掘出来的“宝物”能不能走出当地，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些都是后话，不是今天苏亦今天应该讲解的问题。

甚至，说到这里他都感觉自己跑题太远，赶紧宣布提问环节结束。

可不能一直让诸位师长待在会场，听他漫无边际的瞎扯！

然而，不管他怎么想的，隨著今天这一场別具一格的报告会结束，苏亦的名声在北大乃至於京城学术圈已经彻底出圈了。

这一刻，望著台上身子笔挺，朝著大家再次鞠躬的少年，北大的师长以及同学好友，都感慨万千，与有荣焉！

……

ps：这一章尝试著考古学史的角度说一下考古与盗墓的渊源。

当然，卡特发掘图坦卡蒙，確实属於西方考古学家在殖民背景下对被殖民地文物资源的掠夺性挖掘和占有，跟民国时期陕西考古学会在陕西的考古发掘终究不一样。两者並不能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