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苏亦前世的研究，夏鼐先生並没有热衷於推动分支学科的创建。

他的主要贡献，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田野考古的规范化；二、中外考古交流；三、年代学与技术应用。

尤其是后者，他虽然在国內率先创建碳十四实验室，但更侧重於將其作为断代工具，而非拓展为独立分支，如科技考古学。

他的研究路径更偏向於考古学本体理论和基础方法的完善，而非主动划分或倡导分支学科。

苏亦推测，对分支学科的创建，夏鼐先生应该是持有非常谨慎的態度。

这个方面，从他对待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中应用上的態度，也可以看得出来。

比如，他虽然找柯浚来鑑定分析宜兴晋墓出土的铝片以及河北藁城商代遗址出土的铁刃铜鉞，却没有打算创建冶金考古。

这也是跟夏鼐先生的性格有关，有时候，谨慎到近乎保守。

但是苏亦不同，他拥有前世的记忆，从国家科技蓬勃发展的年代重回到70年代，他知道未来中国考古创建分支考古是大势所趋，也是势在必行。

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夏鼐先生去世之后，才推行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苏亦跟夏鼐看待中国考古学的理念上是存在差异的，甚至是衝突的。

对方推行的是“大考古”，而他却提倡“拆分考古”，从这个角度来说，绝对是大逆不道。

想到这，苏亦开始谨慎地组织语言回答对方的问题。

“1830—1833年，英国地质学家莱尔出版他的三卷本《地质学理论》，首次提出了均变论，推翻了灾变论。认为山川河流都是地球长时间积累形成的，是可以分层次的。

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首次提出地球上的生物是长时间优胜劣汰进化的结果。

均变论和进化论的確立，奠定了通过考古学寻找古人类的理论基础，也使学术界接受人类更早的歷史成为可能。

蒙特留斯的类型学，该理论是从生物形態分类学理论借鑑而来的。

甚至，1975年，苏秉琦先生在吉大演讲时，提出的“区系类型”概念，就是將植物学与动物学上的区系及其模式引入考古学文化分析之中。

考古学在欧洲诞生之初，就开始吸纳各个学科的理论，地质学、古生物学、植物学，概莫如此。

因此，我们国家考古学发展到现如今的程度，如果真的可以创建各类分支学科的话，確实可以弥补一些传统考古上的不足。

当然，我也只是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还需要跟诸位师长取经学习，同样也需要各位师长的批评指正。

如若，我这些鲁莽行为，造成什么不良影响的话，我以后定然谨言慎行，不再宣传类似的学科概念。”

听到这话，眾人的脸色都有些古怪。

因为他们可是听过苏亦在他们单位，大谈特谈考古学各种分支学科的重要性。

在北农，呼吁农业考古学科的创建。

在北钢，呼吁冶金考古学科的创建。

在植物所，呼吁植物考古学科的创建。

甚至，在地质所，呼吁环境考古学科的创建。

结果，当著夏鼐先生的面，他就变怂了？

別人不清楚他的性格，北大的师长，最清楚不过。

见到他如此作態，也觉得好笑。

夏鼐听到这些话，也有些无奈，他並没有继续在这问题上为难苏亦，“你都把自己这些行为定性为『鲁莽行为』了，我还能怎么说。

同样，考古学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壮大己身，跟多学科合作，是两个概念。”

老先生没有明说，实际上是在说他偷换概念。

苏亦有些尷尬，事实如此，没法狡辩。

夏鼐不算为难他，却也不打算这么轻易放过他，继续问：

“从你的回答，也能够看得出来，你確实对欧美各种考古学理论有研究，那么你对现在美国推崇的『新考古学』怎么看？

他们就在推动环境考古等分支学科的创建，甚至，在方法论上非常重视计量方法，採用各种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採集分析考古材料，跟你在发掘仙人洞遗址的时候，採用的浮选法跟孢粉分析方法，是一脉相承。

是不是意味著你很推崇他们的观点？”

好傢伙，这绝对是陷阱啊！

比之前的分支学科的问题还要致命。

他可是清楚夏鼐先生本人对於“新考古学”的批判有多严重的。

怎么可能在这种问题上作死。

要知道前世俞伟朝从哈佛访学回来，开始引入“新考古学”的概念，他就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

还吐槽说，几十年过去，新考古学都变成旧考古学了，美国那帮人也弄不明白他们那一套理论。

这种情况下，苏亦怎么会支持新考古学，直接摇头道，“不认同。”

这一刻，他的表情要多坚定就有多坚定。

“咦？不认同？详细说一说，你的观点。”

他的回答，完全出乎夏鼐的意料。

“不认同，我看过相关外文文献。我大致归纳总结一下，新考古学的特点，如若不对，还请夏先生批评指正。

一、考古学的目的与人类学是一致的……

二、在理论上以新进化论为指导……

三、人类文化是一个大的系统……

四、也就是夏先生您刚才所说的，方法论上重视计量方法……

这样一来，它的缺点也非常明显。

一、过度依赖科学模型，忽视文化独特性；二、对考古材料的局限性认识不足；三、理论框架的静態化与决定论倾向；四、方法论的爭议与操作难度。

总的来说，他们提倡的方法，虽然有一定的先进性，也积极地在野外考古学项目的设计和实验室技术中寻找解决的办法。

但是落地非常困难，对田野考古工作者的理论素养要求较高，在缺乏跨学科训练的考古团队中难以落地，理论上说得天花乱坠，但真正实践上肯定会一塌糊涂。

在我们国內不具备这样的科技水平以及如此专业的跨学科考古团队，同样在美国也不具备……”

“你的分析不错，60年代，美国的『新考古学派』，虽然承认歷史发展有客观规律，但却要把这种规律与自然界的规律混为一谈，这就是谬论。此外，他们还主张考古学应该是一门研究『文化过程』的科学，研究的目標在探求『文化动力学』的规律。他们还撰造一些別人难以懂得的术语，以阐述他们的范例和理论，提出他们的模式和规律。他们的主张虽然过於片面，似乎没有为学术界提供建设性的效益，但可以看作是对传统考古学流於繁琐的一种反抗，可以促人深思和反思。”

这一刻，夏鼐毫不隱藏他对新考古学派的態度，说了那么多，表达的意思就是一个——不认同。

当然，对於苏亦的说法，他还是很满意的，於是，又继续问道，“既然如此，那么请你分析一下，为什么在60年代，美国会出现『新考古』，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

天啊！

听到问题。

教室內的大部分北大考古专业的学生，都是懵圈的。

他们听都没有听说过“新考古学”，更不要说分析新考古学形成的歷史原因了。

如果说此前，苏亦关於欧洲考古学诞生的背景分析，他们多少能够听懂一些，那么“新考古学”相关概念，对於他们来说就是超纲的了。

那么夏鼐为什么有此一问呢？

完全就是在美国，新考古学的诞生，直接或者间接的推动各个考古分支学科的创建。

比如，环境考古学。

新考古学的出现，为环境考古学在研究理念、方法以及跨学科合作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推动，使其在 20世纪 60至 80年代迅速发展並日渐成熟。

其中，也包括苏亦提倡的植物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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