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釗涛確实在推动中大人类学系的復办。

既然说是復办，那么就说明过去曾经存在过。

1948年，杨成志先生推动中大人类学系的创办，结果，52年，院系调整，直接被撤销。

建国初期，高校建设全面仿苏。

按照原来美英的划分法是將人类学分为四分支：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

改为苏联模式就是將人类学撤销，將其余三分支分別作为独立的学科设立。民族学设於歷史系。

这也是为什么中大人类学系併入歷史系的原因！

然后，中苏交恶，停止相关的学术交流活动，民族学学者受到波及。此时，中国的民族学实际上已无处安身，只能改变方向去研究民族志。

正是因为这样的歷史背景，梁釗涛才在中大组织杨贺书和杨启锌两位青年教师率先编写《民族学概论》的初稿。

在本书编写的过程之中，苏亦也给予一定的帮助。

他前世读博，研究民族考古，对於这个领域有深入的研究，再加上曾经读过这本书，知道它最终版本《中国民族学概论》是什么样子，因此，在编写方向给出了不少的建议。

这也是为什么，梁釗涛特別希望他调回中大的原因。

实际上，从去年开始，梁釗涛为復办中大人类学系，已经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找了不少的关係。

他与社会学、考古学、古人类学、民族学等方面的关键学者，如费孝通、吴文藻、夏鼐、贾兰坡、吴汝康、杨成志、林耀华、王野秋等先生都有过接触。

实话实说，效果不是很好。

1978年11月至12月间，梁釗涛带著编写民族学教材的提纲，到社科院民族所和央民召开了几次座谈会，徵求修改意见。

大部分老先生都被过去运动弄出阴影，纷纷规劝他不要去搞民族学人类学。

不过，梁釗涛並没有气馁，他打算走迂迴路线，先是在中大恢復民族学相关课程，並且逐渐编写一些中国本土材料的民族学教科书，前面提及的《民族学概论》只是其中一本。

对此，苏亦也在关心相关进展。

梁釗涛说，“我昨天就曾经去民院找杨先生，杨先生这一次口风有些鬆动。甚至谈及你，还感慨后生可畏，並且还暗示我可以先把你邀请到中大任教，会对復办人类学系之事，有些帮助。当然，我知道你的难处，同样復办之事，初期也不易搞得大张旗鼓。现在政策不断地在变化，上面的口风也在鬆动。今年，我们已经在歷史系恢復相关课程，一会儿，我还需要去拜访其他先生。”

“有什么我能够帮得上忙的吗？”

梁釗涛笑道，“你能够顺利通过论文答辩，提前毕业，对於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帮助。”

说到这里，他又道，“对了，你对於梁嘉勉教授的邀请，是怎么考虑的？”

昨天到北大，梁釗涛就给他带来梁嘉勉教授的信件。

主要是邀请他参与在郑州举办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编写会议。

整个会议，於3月5日开始討论，3月9日下午结束，时间非常赶。

邓公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生產力”观点，不仅地方响应，有关部门也在响应。

原本主编应该是由王毓湖先生来担任，因为他在农业史研究领域有著重要地位，但是此刻的王毓湖先生身体状况比较糟糕，直肠癌已很严重，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参会，今天能够来参与苏亦的论文答辩会，已是难得。

要不是在京城，估计王毓湖先生也没法过来。

虽未参会，但他推荐梁嘉勉先生担任《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主编，对推动该书的编写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至於为什么，梁嘉勉会邀请他参会。

也跟前段时间，学界闹得沸沸扬扬的稻作起源学术爭鸣有关。

这一切就是由苏亦引起来的。

梁嘉勉先生也希望藉此机会，让他跟农史界的诸位前辈能够消除误解。

就算没法消除学术上的误解，也不要因为学术爭鸣结上私怨。

如果他想要参会，那么今天晚上就要动身了。

对此，苏亦摇头，“我还是不要去给梁嘉勉先生添乱了。”

他这话，並非说说而已。

农委组织全国农史专家编写《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主编人选最终落到华农梁嘉勉教授身上，也经过一番波折。

国內农史研究有“四老”，“东万、西石、南梁、北王”，分別是万国鼎、石声汉、梁家勉以及王毓湖。

四老之中，梁家勉的学歷较低，又没有留洋经歷，相比较其他三老，资歷稍弱。

然而，万国鼎和石声汉两位先生已经离世，王毓湖先生抱病，有分量挑起这份大梁的农史领域权威专家，也只有梁嘉勉先生最合適。

老先生担任主编，农史界大多数人是认可的。

然而，大部分人认可，就说明有少部分人不认可。

觉得老先生的学问、影响力和成就不能服眾，心生妒忌、搬弄是非而製造嫌隙和矛盾。

还有人搞学歷歧视，觉得老先生既非大学科班毕业，也没有留洋经歷。

仅读过中大农院三年级就輟学，全凭自学成才的人，凭什么当主编。

这种情况之下，梁嘉勉先生主持这场会议，想要统合內部的意见，已是不易，还要分心帮他处理人际关係，就更难了。

实际上，这件事，陈文驊接到邀请的时候，就曾经给他来过信。

信中，陈文驊还说，“这一次《中国农业科技史稿》的主编是梁嘉勉先生，老弟你之前写的《从华南发现的考古材料试论中国稻作的起源》，梁先生给予不小的帮助，这一次，老弟你能够过去参会，多你这样分量极重的后辈给梁先生站台，他肯定会非常高兴的！”

这种情况之下，陈文驊觉得，像苏亦这样的青年一代的后起之秀，就应该去参会，去声援老先生。

因为，从学脉来说，苏亦跟梁嘉勉先生都算是同一脉的。

老先生有难，苏亦这个晚辈，怎么能够袖手旁观。

苏亦不去参会，並非袖手旁观，因为他很清楚，这个会议他去不去，都不影响结果。

梁先生最终还是成为《中国农业科技史稿》的主编，虽然这书在编写的过程之中，困难不小，歷经十年才顺利出版。

但主编依旧是梁先生，这一点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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