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路派出所的“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室”，运行满一个月时，交出了一份让所有人意外的成绩单。

三十一天內，共受理矛盾纠纷类警情转介案件四十七件。

其中，成功调解二十八件，正在调解十一件，当事人拒绝调解八件。

最让人意外的是，那二十八件成功调解的案件，没有一件再次报警。

数据报上去时，省公安厅有些不敢相信。

他们派了一个调研组，蹲点三天，隨机回访了十名当事人。

回访结果，让调研组沉默了。

一位因楼上漏水与邻居闹了两年矛盾的老人，对调研员说：“那个调解员，第一次来，坐我家里听了三个小时。

我把这些年的委屈全倒出来了，她一句没打断。

倒完之后，我自己都觉得，那些事好像也没那么大了。”

一位因討薪与老板发生衝突的农民工，在被拖欠工资三个月后，通过调解员协调拿回了八成工资。

“以前报警，警察来了就问打没打人、摔没摔东西。

没打没摔，就让我去法院。

我一个打工的，哪有钱请律师？

这次那个大姐，帮我算帐、陪我谈判、教我怎么说话。

她说，你硬，对方也硬；

你软，对方更硬；

只有占住理、稳住气，才能谈成。”

调研组把回访记录带回去后，省公安厅內部开了一次专题会。

会上有人提出，这种模式能不能推广？

但也有人担心：调解员不是执法人员，万一调解不成反而激化矛盾，责任谁担？

爭论到最后，厅长拍了板：先在新华路派出所再试三个月，扩大调解员队伍，完善工作流程，积累更多案例。

三个月后，请第三方机构评估，再决定是否推广。

高育良得知这个结果时，正在办公室审阅一份关於基层法院案件繁简分流的调研报告。

他听完匯报，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话：“听当事人说完——这件事，我们做政法工作的，其实最容易做到。

但这么多年，我们忘了。”

他顿了顿，“不是忘了。

是顾不上。

案子太多，指標太重，哪还有时间听人说三个小时？”

窗外，春日的阳光照进来，在办公桌上投下一片明亮的、带著些微灰尘的光斑。

王德福的小加工厂，正式成为那家长三角代工厂的供应商。

合同签了，订单来了，麻烦也接踵而至。

第一个麻烦是產能。

月订单一万件，比他原来的產能高出三倍。

他紧急买了三台二手设备，招了六个新工人，连夜培训。

但新工人上手慢，废品率一度飆到百分之十五。

第二个麻烦是品控。

代工厂要求每天上传生產批次、质检数据、不良品分析报告。

王德福买了台二手电脑，让上初中的儿子教他用excel。

第一次上传数据时，他把“良品率”输成了“0.93”，系统没通过，订单被暂停。

他急得一夜没睡，第二天天不亮就骑车去县城，找那个在对接会上认识的商务厅干部帮忙。

干部教了他一上午，从怎么打开表格，到怎么复製粘贴。

王德福学得满头大汗，但总算学会了。

第三个麻烦，是他没想到的——同行。

青石县还有几家和他类似的加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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