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大学，罗斯福研究所的走廊总是过於安静。

费兰抱著那摞即將归档的文件，目光扫过墙上那张著名的黑白照片。

那是1941年1月6日，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在国会发表四大自由演说。

“自由言论；自由信仰；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惧的自由。”

费兰默念著这四句铭刻在研究所入口处的箴言。

二十几年前，他刚拿到博士学位时，这些词句像是照亮前路的灯塔。

如今，它们更像是博物馆里的古董，精致、崇高，却与窗外的纽约街头格格不入。

他推开自己办公室厚重的橡木门，將文件放在桌上。

电脑屏幕上自动推送的新闻標题再次刺痛了他的眼睛。

《亚马逊仓库工人连续工作十小时后猝死，算法未记录休息时间……》

《硅谷裁员潮持续，40岁以上工程师遭遇『技术性淘汰』，沦落街头……》

《费城救济站，流浪汉们为了一块麵包大打出手……》

费兰关掉页面，揉了揉眉心。

他今年五十二岁，在研究所工作了20年。

从助理教授到正教授，再到如今的政策研究主任。

他本该为此感到自豪，但此刻却只有一种日益沉重的无力感。

罗斯福，他研究了一辈子的男人。

他几乎能背诵每一次炉边谈话的讲稿，能復原新政每一项立法的辩论过程，能描绘出1937年那个试图向最高法院『填塞』法官的罗斯福眼中的挫败与决心。

但此刻又有什么用呢？

罗斯福的晚年是孤独的。

正如他1945年4月在乔治亚温泉，瘦得脱形的脸庞勉强对著镜头苦笑。

或许那时候他已经能够想到，在他死后，他亲手建立的新政体系，会在资本家的反扑下崩溃。

那些被他压制的利益集团会捲土重来，一步步拆解著他耗费心血搭建的社会保障体系、摧毁著他所倡导的公平与正义、重新將整个美利坚笼罩在资本的阴影之下。

可惜了……

如果能亲自见到罗斯福，费兰一定会攥著对方的手大喊：“罗师傅，您当初对资本家的铁拳还不够凶、更不够狠！”

“咯咯咯……”

敲门声打断了费兰的思绪。

“请进。”

进来的是所里的研究生玛丽，她棕色的眼睛里满是急切：“费兰教授，我们找到唐尼了！”

“他在哪里？”

“在哈莱姆区，第128街附近。”

费兰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

他太清楚这条街区是什么地方了。

那是这座城市里最混乱、最骯脏的街区。

常年盘踞著大批的流浪汉、小偷和毒贩，暴力事件频发，治安极差，平日里就连警察都不愿轻易涉足。

很难想像，唐尼一个聪明好学、待人谦和，为了补贴家用，每天在研究所学完后，还要去餐馆刷几个小时盘子的小伙子，会沦落到那种地方。

“这是怎么回事？”

“唐尼他……他可能被『斩杀』了。”

这个词让费兰心臟一阵绞痛。

斩杀，这是最近几个月在社交媒体上病毒般传播的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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