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春。

上海。

三月了，梧桐树还是光禿禿的枝椏，街面上的积水结著薄冰。

许家佑蹲在自家饭馆门口，看著那块掛了二十年的招牌。

“老许饭馆”四个大字斑斑驳驳，红漆剥落得像得了牛皮癣的病人。

“小许啊，真不是叔不留你。”街道办事处的王主任从屋里踱出来，裹了裹身上半旧的中山装，“你这饭馆，连续三年亏损了。去年营业额才八千块，连水电费都交不起。街道上討论过好几次，实在是……”

“我知道，王主任。”许家佑站起身，识趣的递上一根香菸，

“月底前，我把东西搬走。”

王主任接过烟，嘆了口气，拍拍他的肩膀：“你爸在的时候，这馆子多红火啊……”

许家佑清楚的记得，早上六点炸油条，队伍能排到街口。

中午的红烧肉，老远就能闻到香味……

“时代变了。”

许家佑看著街对面感嘆道。

去年开的“春风饭店”，玻璃门擦得鋥亮，里面摆著四张铺著白桌布的圆桌，墙上贴著港台明星的海报。

服务员穿著统一的白衬衫黑裤子，见人就喊“欢迎光临”。

反观自家的老许饭馆，心里五味杂陈。

许家佑：“……”

门面窄小，玻璃上永远蒙著一层油污。

里面八张方桌，桌面被热汤烫出了深浅不一的疤痕。

后厨的灶台还是爷爷那辈传下来的大柴灶，烧起来烟燻火燎。

父亲许大川去年冬天走了，肺病。

走之前拉著他的手：“家佑，这馆子……是许家三代的心血。你要守住。”

他守了。

但没守住。

……

“对了，”

王主任临走前又回头，“街道上给你安排了个工作。棉纺三厂食堂，临时工，一个月二十八块五。虽然比不上国营正式工，但好歹……”

“谢谢王主任。”许家佑打断他，“我再想想。”

王主任摇摇头，走了。

他知道许家佑的脾气，跟他爸一样倔。

许大川当年寧可把饭馆开到半夜，也不愿掛靠单位食堂。

他自然是也不愿去端临时的铁饭碗。

“先备好食材吧……”

“万一出现转机呢？谁又说得准。”

许家佑走进饭馆。

……

午后两点，早过了饭点。

店里空荡荡的，只有角落里坐著个老头，慢悠悠地喝著最后一口豆腐汤。

那是常来的赵大爷，退休铁路工，每天雷打不动来吃一碗最便宜的豆腐汤，三毛钱。

“结帐，小许。”赵大爷颤巍巍地站起来，从手帕里数出三张一毛的纸幣。

许家佑没收：“赵大爷，今天这碗，算我请您。”

“那不行。”

赵大爷硬把钱塞进他手里，“你们做生意不容易。”他环顾四周，混浊的眼睛里有点伤感，“真要关啦？”

“嗯。”

“可惜了。你爸的红烧肉，是全城一绝。”赵大爷嘆著气，拄著拐杖走了。

许家佑看著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然后关上店门。

他没开灯，就著从窗户透进来的昏暗光线，慢慢在店里转悠。

收银台是个简陋的木柜，上面放著算盘和帐本。

帐本摊开著，最后一页记著昨天的收入：红烧肉两份，八毛；麻婆豆腐三份，六毛；米饭四碗，两毛……合计两块七。

减去肉钱、豆腐钱、调料钱、煤球钱，净赚不到五毛。

八张桌子，十六把椅子。

桌面上的划痕，每一条他都记得是哪年哪月留下的。

靠墙那张桌子缺了个角，是十年前一个喝醉的客人掀桌子时磕的。父亲没让赔，说“做生意以和为贵”。

墙上除了主席像，还掛著一张黑白照片。

那是饭馆刚开业时拍的。

爷爷、父亲、母亲，三个人站在门口，笑得见牙不见眼。

那时候饭馆叫“川味居”，爷爷是重庆人，一手川菜做得出神入化。

后来招牌砸了，改名叫“工农兵食堂”。

再后来又改为“老许饭馆”。

名字改来改去，味道却一代不如一代。

爷爷去世前说：“咱家这手艺，精髓在『川味』二字。

辣要香，麻要醇，油要亮。

不能为了迎合本地口味，就失了根本。”

但父亲接手后，渐渐妥协了。

上海人吃不了太辣，那就少放辣椒；喜欢甜口，那就加点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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