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的风里都带著一股躁动的热乎气。火车站的汽笛声昼夜不停，黑鸦鸦的人群从车厢里涌出来，个个背著军绿色的帆布挎包，胳膊上箍著鲜红的袖章，手里挥著红宝书，喊著震天响的口號。这是外地红卫兵进京串联的最高峰，每天几十万的人潮涌进城里，把原本宽敞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连胡同深处的四合院，都没能躲过这股红潮的裹挟。

街道办事处的人忙得脚不沾地。李主任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嗓子早就喊哑了，嘴角燎起一串水泡，手里攥著厚厚的花名册，挨家挨户地敲门。“各家注意了啊！腾出閒置的厢房、门楼，能搭铺的都搭上！接待革命小將是政治任务！”他的声音带著不容置疑的严肃，在胡同里迴荡。

四合院的住户们不敢怠慢。一大爷易中打开那间小仓房的门，把里面堆著的旧木料、破桌椅搬出来，腾给街道办搭地铺；二大爷刘海中最积极，不光把自家西厢房腾出来，还领著儿子们在院子里的空地上搭起了草棚，铺上稻草，能睡十来个人；三大爷阎埠贵精打细算，把屋檐下的过道收拾出来，用木板架起两层铺，嘴里念叨著“省地方，还能多住俩人”，心里却在算著自家的煤球够不够烧——多了这么些人，院里的水龙头怕是要从早到晚淌水。

街道办的安排简单又直接。住的地方，就是四合院的厢房、过道，还有胡同里临时搭的棚子，铺著稻草和草蓆，十几个革命小將挤在一块儿，脚碰脚、肩挨肩，夜里的呼嚕声能把院角的老槐树震得掉叶子。被褥不够，就几家凑，你家拿一床旧棉被，我家抱一摞粗布褥子，接待站偶尔也会送些军绿色的薄被过来，带著一股子太阳晒过的味道。

吃的更是地道的大锅饭。街道办在胡同口搭了个临时食堂，支起两口大铁锅，一口熬著棒子麵粥，稠乎乎的能掛住碗边，一口燉著熬白菜，里面飘著零星的油花。红卫兵小將们凭介绍信领饭票，一人两个窝头一碗菜，管饱不管好。吃饭的时候跟打仗似的，黑压压的一群人围在锅边，手里的搪瓷缸子叮叮噹噹地响，有人边吃边喊口號，有人蹲在墙根下，就著风扒拉饭，菜叶子掉在地上都顾不上捡。街道办的干事们端著饭碗守在锅边，盯著分量，生怕有人多拿多占，嘴里还得喊著“小將们慢点吃，管够！”

洗漱的地方更是简陋。院里的那水龙头成了香餑餑，从天亮到天黑，总有人围著它。小將们排著队，用搪瓷缸子接水洗脸，凉水激得人一哆嗦，却没人喊冷。洗头的姑娘们就蹲在水龙头边，用碱面代替肥皂，哗哗地撩著水，头髮上沾著草屑也不在意。洗澡是奢望，只有街道办组织的，去附近工厂的澡堂子，一周一次，男兵女兵分时段，进去冲个热水澡，出来浑身都透著舒坦。

这股红潮，把清满四合院的生活搅得变了样。

平日里，院里的清晨是被各家煤球炉子的烟味儿和咳嗽声唤醒的，如今天不亮，厢房里的小將就起来了，喊著口號跑操，脚步声咚咚地踩在青砖地上，把三大爷阎埠贵家的鸽子都惊得扑稜稜乱飞。中午更是热闹，小將们聚在院子里討论，红宝书拍得啪啪响，唾沫星子横飞，二大妈张桂英晒的萝卜乾，都被风吹得沾了唾沫星子，她心疼得直撇嘴，却不敢吭声。

孩子们倒是乐坏了。棒梗带著小当、槐花，扒著厢房的门缝看热闹，学著红卫兵喊口號，还偷偷捡人家掉在地上的红宝书边角料，叠成小纸船。小孩哥蹲在屋檐下，看著这群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小將，眼神里透著几分好奇，又有几分警惕——他看见有个小將不小心踩坏了三大爷种的月季花，三大爷脸都白了，却硬是挤出笑脸说“没事没事，革命小將踩的，光荣！”

大人们的心里，却藏著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愁。三大爷坐在小马扎上，擦著自己的旧自行车，听著院里的口號声，眉头皱成了疙瘩——他担心自己的教师工作，更担心这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刘海中倒是意气风发，天天凑在小將们跟前，跟著喊口號，盼著能捞个“积极分子”的名头。阎埠贵最发愁，院里的水费、煤费噌噌往上涨，街道办只说“集体承担”，却没个准信，他每天晚上都要掰著手指头算帐，愁得觉都睡不好。

夜风吹过四合院的青砖地，带著几分秋凉。草棚里的呼嚕声此起彼伏。

小孩哥烤了两个馒头，想垫吧垫吧。

“同志！有水吗？”

一声略带沙哑的招呼从身后传来。小孩哥回头，看见个瘦高的少年，约莫十六七岁，军绿色挎包磨得发白，红袖章歪在胳膊上，额头上渗著汗，嘴唇乾得起了皮。他是下午才住进院的革命小將，听说是从陕西来的。

小孩哥没说话，起身从自家水缸里舀了半瓢凉水递过去。少年咕咚咕咚灌了两口，抹了把嘴，看见小孩哥手里的馒头，眼睛亮了亮，又很快暗下去，訕訕地笑了笑：“俺们食堂的窝头，没这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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