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轧钢厂的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暖气烧得滚烫，窗玻璃蒙著一层白雾，扩音器里的电流声刚落，全场瞬间静了下来。

李大顺一身洗得笔挺的中山装，站在主席台中央，面前摆著烫金的厂长铭牌。他目光扫过台下密密麻麻的职工，最后稳稳落在礼堂后排的家属席——兰子端坐著，两个年幼的儿子坐在妈妈奶奶中间，小身子坐得笔直，睁著圆溜溜的眼睛盯著台上的父亲，今天是奶奶特意念叨了好几日，非要兰子领著她和重孙们来，亲眼看看自己一手养大的孙子，如今有多大的出息。

清了清嗓子，大顺的声音透过扩音喇叭，传遍礼堂每一个角落：

“同志们，今天是1988年的最后一场职工大会，我以红星轧钢厂厂长的身份，向大家匯报这多半年来，咱们厂走过的路、干成的事，也跟大家交个底，说说明年的打算。”

他没有念冗长的稿子，句句都是实在话：

“今年三月，我接下杨厂长的班，部里给我出了两道题：一是守好咱们近万人的大厂，保生產、保饭碗；二是盘活濒临倒闭的机修厂，不甩包袱、不推责任。当时有人说，万人厂是沉重包袱，机修厂是烂泥潭，想两头都顾好，难比登天。”

台下人声微涌，而后排的奶奶，早已泪眼模糊。她枯瘦的手紧紧攥著自己的衣角，浑浊的眼珠一瞬不瞬盯著台上意气风发的李大顺，泪水顺著布满皱纹的脸颊不停滚落，打湿了胸前的蓝布帕子。

她的思绪，一下子飘回了1959年的那个冬天。漫天风雪里，街道办的王主任抱著一个瘦骨嶙峋、只剩一把骨头的五岁娃，踏进了四合院的门。那孩子是逃荒来的，爹娘亲人全死在了逃荒路上，缩在王主任怀里，怯生生的，连哭都没力气，小名叫钢蛋。王主任先找了一大爷易中海，易中海皱著眉摆手，嫌养个外来娃麻烦，推得乾乾净净，是她拍著胸脯说“我养”，给这没根的娃安了家，入了李家族谱。

她想起老伴走得早，儿子和儿媳当年为了跟敌特搏斗，双双牺牲，只留下她和孤女兰子，李家眼看就要断了根。是钢蛋，是她怀里这个瘦得皮包骨的娃，填了李家的空。她细心的照顾和自己的亲孙女兰子一样对待，一针一线缝著衣裳，看著他长大背上小书包上了一年级，看著他天资过人连番跳级，成绩拔尖，品行端正，对她这个奶奶百依百顺，孝顺懂事。再后来，他考上中专大学，进了红星轧钢厂当技术员，升技术科长，当副厂长，直到今天，站在这万人礼堂的主席台上，成了统管全厂的一把手。

从逃荒路上的弃儿，到万人大厂的厂长；从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娃，到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她这辈子没白熬，没白累。她对得起牺牲的儿子儿媳，对得起李家列祖列宗，给老李家留住了根，养出了这么个有出息的后人。

泪水越涌越凶，兰子轻轻拍著奶奶的背，递过手帕，眼眶也跟著红了。儿子们仰著头，给老奶奶擦著眼泪，小声说：“奶奶不哭，爸爸可厉害了。”

台上，大顺的讲话还在继续，鏗鏘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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