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类人，比那些拿枪的暴徒更难对付。

拿枪的暴徒，你一眼就能认出来——他们脸上写著“我是坏人”，手里拿著“我是来抢的”。好人怕他们，可也知道他们是坏人。

可另一类人，脸上不写字。

他们穿著体面的衣服，坐在体面的屋子里，说著体面的话。他们手里不拿枪，拿的是纸——地契、借据、判决书。他们不抢你的钱，他们让你自己把钱送过去。他们不打你，他们让法律打你。

这些人，叫官。

我第一次碰见这种人，是在一个叫黄松镇的地方。

那镇子比野牛弯大，有正经的街道，正经的商店，正经的教堂，还有一个正经的镇公所。我路过那儿的时候，天快黑了，想找个地方过夜。

可我刚进镇子，就看见一群人围在镇公所门口。

我下了马，牵著女妖走过去，站在人群后头，往里头看。

镇公所门口的台阶上，站著一个穿黑衣服的人。他手里拿著一张纸，正在念。我听了一会儿，大概听明白了——他是在念一个判决。

判决的內容是：一个叫亨特的男人，欠了镇上商人一笔钱，还不上，所以他的农场归商人了。他和他媳妇、三个孩子，三天之內必须搬走。

那个叫亨特的男人站在台阶底下，低著头，不说话。他媳妇抱著最小的孩子，站在他旁边，眼泪一直流，流得满脸都是。三个大点的孩子躲在她身后，最大的那个女孩十来岁，眼睛红红的，可咬著嘴唇，没哭。

那个念判决的人念完了，把纸一折，低头看著亨特。

“听明白了吗？”他问。

亨特没说话。

“我问你听明白了吗？”

亨特抬起头，看著他。那眼神我见过——就是那种被人逼到墙角、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眼神。

“法官大人，”他说，“我不是不还钱。是那帐不对。我借的是五十，他记的是八十。我找人看过，那帐上有改过的痕跡——”

“够了。”那个法官打断他，“判决已经下了，你再说也没用。三天，三天之后不走，治安官会请你走。”

他转身要进去。

亨特的媳妇突然跪下了，跪在台阶上，抱著孩子，哭喊：

“法官大人，求求您了！我们一家五口，往哪儿去啊？冬天就要到了，孩子还小，出去会冻死的！”

那个法官头也没回，进去了。

门关上了。

人群慢慢散了。有人摇头，有人嘆气，可没人说话。亨特站在那儿，他媳妇跪在那儿，三个孩子围在他们身边，就那么待著，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站在后头，看著他们。

天快黑了，风冷起来了。那个最小的孩子开始哭，哭得嗓子都哑了。

我走过去。

蹲在那个女人面前，看著她。

她抬起头，看见的是一个陌生人，普通的脸，普通的衣服，普通的靴子。她愣了一下，问：“你是……”

“过路的。”我说，“你家在哪儿？”

她指了指镇外头。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见。

“带我去。”我说。

她看著我，眼睛里全是疑惑。

可她还是站起来了，抱著孩子，带著我往镇外走。亨特跟在后面，三个孩子跟在亨特后面。

走了两里地，到了一座破旧的木屋前头。

那屋子比我家当年还破。墙歪了，屋顶有几处漏了，用木板盖著。门口堆著几捆柴火，还有一些农具，锈跡斑斑的。

我站在门口，看著那屋子，心里说不出的堵。

“这就是你们的农场？”我问。

亨特点点头。

“那地呢？”

他指了指屋子后头。黑乎乎的，看不清楚，可我知道那是一片地，不大，种著什么。

“就是那块地，”他说，“十五亩。我开出来的，我种的。本来以为能养活一家子。谁知道……”

他没说下去。

我走进去，在屋里转了一圈。

一张床，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一口锅，几个碗。墙上掛著几件旧衣裳，补丁摞补丁的。地上有几个麻袋，装著不多的粮食。

这就是他们全部的家当。

我转完一圈，站在屋子中间，看著那一家五口。

他们都看著我，眼睛里全是问號——这人是谁？他来干什么？他能干什么？

我没说话。

我从怀里摸出一样东西——那是火焰之星给我的，一小袋钱。不多，够他们撑一阵子。

我把钱袋放在桌子上。

亨特看著那钱袋，愣住了。

“这……”他说不出话。

“明天去找个律师。”我说，“让他重新看那份借据。如果帐真被改过，能翻案。”

亨特看著我，眼眶慢慢红了。

“你是谁？”他问，“你为什么要帮我们？”

我想了想，说：“因为我路过的时候，正好看见了。”

然后我往外走。

走到门口，那个女孩追出来，拉住我的袖子。

我回头看她。

她眼睛红红的，可脸上有一种倔劲儿——那种我见过的倔劲儿，像林肯，像杰米。

“你叫什么名字？”她问。

我蹲下来，看著她。

“我叫卡特。”我说。

“卡特什么？”

“卡特·斯莱德。”

她点点头，像在记住这个名字。

“我记住了。”她说，“等我长大了，我会还你钱的。”

我忍不住笑了一下。

“不用还。”我说，“等你长大了，要是看见別人也有难处，帮他们一把。就算还我了。”

她看著我，好像没太听懂。可她还是点点头，鬆开了我的袖子。

我站起来，骑上马，走了。

走出很远，回头，还能看见那个小小的身影站在门口，站在黑夜里，一动不动。

那天晚上我没走。

我找了个地方，把女妖拴好，自己坐在暗处，看著那座镇公所。

等了一夜。

第二天，那个法官从镇公所里出来，上了马车，往镇外走。我跟在后头，骑著女妖，远远地跟著。

他去了一个地方——一个很大的农场，比亨特那个大十倍不止。房子是新的，漆著白漆，有马厩，有穀仓，有成群的牛。

他下了马车，走进去。

我绕到后头，从一个没关的窗户往里看。

里头坐著几个人，正在喝酒。那个法官坐在上座，旁边坐著一个胖胖的、穿著讲究的人。我听见他们说话——那个胖子就是商人，就是他告的亨特。

“事情办妥了？”胖子问。

“办妥了。”法官说，“三天之后，那地就是你的了。”

胖子笑了，举起酒杯：“来，干一杯。十五亩地，虽然不多，可蚊子再小也是肉。明年开春，把那一家子赶走，地就能种上了。”

法官也笑了，跟他碰了杯。

我站在窗外，看著他们笑。

那种笑，和那些暴徒的笑不一样。暴徒的笑是明著坏，他们的笑是暗著坏。暴徒抢你的钱，他们让你的钱变成別人的。暴徒打你的人，他们让法律打你的人。

可坏就是坏。

不管穿什么衣服，不管坐在什么位置上。

那天晚上，我又去了那个法官家。

不是他家，是他在镇上的房子。我翻墙进去，找到他的书房，找到那些案子的卷宗。一份一份翻，一份一份看。

亨特的案子在里面。

借据也在里面。

我对著灯看那张借据——確实被改过。“五十”那个地方，墨跡比別的地方深一点，“十”字那一横，明显是后来加上去的。把“五十”改成“八十”，就这么简单。

我把那张借据揣进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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