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建华抬起头，看著易中海那张堆著笑的脸。

那笑假得很，眼角褶子挤出来，嘴咧著，眼睛却没笑，里头冷冰冰的。

原主以前看不出来，但是现在的钟建华看出来了。

“不去。”

钟建华听见自己说话，声音哑得厉害，嗓子眼儿里跟塞了团棉花似的。

易中海脸上的笑僵了一下。

就那么一下，很快又堆起来了，比刚才还热乎些：“不去就算了，回头让你易大妈给你端点过来。”

说著往后退了一步，“那你歇著吧。”

门关上了。

脚步声走远，钟建华还坐在那儿没动，他听著那脚步声越来越远。

他知道易中海不会就这么算了。

刚才那一眼，他看见了。易中海转身的时候，嘴角那点笑没了，眼睛里那点冷变成了別的东西。

钟建华看得懂那个眼神——无非是要找傻柱的意思。

隨便吧。

钟建华慢慢站起来，脑袋还是晕乎乎，扶著墙站了一会儿才稳当。

他走到窗户跟前，把糊窗户的纸板拿下来。

那是块硬纸板，巴掌宽，一尺来长，本来是挡窗户上那个破洞的。

他把纸板翻过来，背面是乾净的。

屋里没笔。

他在墙角找了找，从炕洞边上摸出半截铅笔头，铅笔头削得短，捏著费劲，但还能写。

他趴在炕沿上，一笔一划地往上写。

字写得不好，歪歪扭扭的，但他每个字都写得很用力，铅笔尖在纸板上划出一道道深印子。

纸板硬，写著费劲，他写一会儿歇一会儿，外头天黑下来，屋里更暗了，他就著窗户破洞透进来的那点光，一个字一个字地写：

“求政府给条活路。”

写完这几个大字，他把纸板翻过来，在背面开始写別的內容。

他写得慢，一边写一边想，把这两年的事都捋了一遍。

“第一，我父母钟卫国、张秀芬，一九六三年在红星轧钢厂抢救设备身亡。厂里不发抚恤金，只给一个临时工工位，钳工学徒工。学徒工工资十八块，学徒三年，这是规矩，我不说什么。可我想问，新国家的规章制度，工人因公死了，家属就这个待遇？”

他顿了顿，想起原主爹妈的样子，想起他们下葬那天，易中海拍著原主肩膀说“厂里也不容易”。

铅笔尖在纸板上磨禿了一截，他换个角度继续写。

“第二，南锣鼓巷九十五號大院，每月给贾家和聋老太太捐款。管事的是易中海、刘海中、阎埠贵，叫『三位大爷』。捐款是不是自愿的？为什么我一个没爹没妈的孤儿，每月被逼著捐？不捐就挨打。傻柱——何雨柱，替他们收钱，定下数目，我月月得交。我一个月工资十八块，每月剩不到三块钱，吃不饱饭，饿得皮包骨头。这是新社会的做事风格？”

他写得手有点抖，不是怕，是饿的。昨晚上就没吃，今天一天也没吃，肚子里空得烧心。他紧了紧铅笔头，接著写。

“第三，五九年取消联络员制度，街道办应该直接管。为什么九十五號大院还有管事大爷？易中海、刘海中、阎埠贵，他们算什么东西？谁给他们的权？管事大爷，官居几品？”

这是原主从阎埠贵那儿听来的。

阎埠贵有回喝了酒，跟人吹牛，说“咱们这管事大爷，搁前清那也是顶戴花翎的”。

“第四，我往街道办写过匿名信，没用。我亲自去街道办反映，街道办来人，在院里走一圈，找易中海说几句话，走了。我前脚反映，后脚就挨打。傻柱堵著我揍，说『让你告状』。街道办来人那天是三月十二，我记得清楚。第二天晚上傻柱就来了。举报就被打击报復，这是新社会该有的？”

他写完这段，笔尖彻底禿了。

他用指甲把铅芯再抠出来一点，凑合著还能写。

“第五，红星轧钢厂食堂，何雨柱打饭抖勺。轮到我，一勺子菜能抖掉一半，光给我汤。这不是一天两天，是两年。有人举报过，没用，杨厂长压下来。何雨柱越发张狂，见了我就在食堂里抖勺给我看，抖完了还笑。工人口粮是国家定的，他凭什么剋扣？”

“第六，何雨柱天天往家带饭盒，少的时候两个，多的时候三四个，满满当当。他亲口说过，是杨厂长允许的。他在院里说过，在厂里也说过。杨厂长凭什么允许？那饭盒里装的什么？是食堂的东西还是他自个儿的？”

写完这六条，他把纸板翻过来，看看正面那行大字：“求政府给条活路。”

屋里全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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