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协议的墨跡尚未乾透，奥马尔已经开始处理下一件事。

鹰国在利比亚有两个军事基地，惠勒斯空军基地和梅利利空军基地，加起来驻扎了將近五千名军事人员，外加雾岛的一个小型联络站。这些基地在二战后隨著旧王朝一起来，在旧王朝的三十年里如同长在利比亚土地上的一截外来的根，深到一时半会儿看不到底。

奥马尔1970年9月提出撤离要求的时候，鹰国方面的第一反应不是震惊，是惯例------他们经歷过很多届要求他们撤离的政府，最后都以某种方式留下来了。他们有一整套谈判手册，里面写满了各种拖延、稀释、转移注意力的方法，每一个方法都经过了实战检验，成功率相当高。

他们不知道这次不一样。

谈判在的黎波里举行，鹰国谈判代表叫哈德森，是个职业外交官，五十出头，瘦高，戴眼镜，手指修长，说话慢条斯理，每一句话都精確地停在刚好不会给对方把柄的地方。他进门的时候，奥马尔在心里把他过了一遍，知道这种人是什么打法------把每一个议题都分解成技术细节，在技术细节里製造不確定性，用不確定性拖时间，用时间消耗对方的政治意志。

这个打法对旧王朝的谈判代表很有效，因为旧王朝的谈判代表会害怕，会妥协，会在某一个关键点上让步换取对方表面的善意。

奥马尔不怕，不妥协，也不需要对方的善意。

“哈德森先生，”他开口，“我们希望在1971年6月30日之前，两国完成基地撤离的全部交接工作。”

哈德森把这个日期在脑子里放了一秒，“这个时间表，”他说，“非常、非常紧张。一个运营了二十多年的军事基地，撤离工作涉及的物资转移、人员安置、设备拆除，每一项都需要充分的时间来保证操作安全------”

“我们充分理解，”奥马尔说，“所以我们提出了三阶段方案。”

他把一份文件推过去。

哈德森拿起来看，那份文件把撤离工作分成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有明確的时间节点和验收標准，文件里甚至包含了利比亚方面可以提供的后勤支持清单------运输设备、仓储空间、港口协调，每一项都写得极为具体，像是一份在说\“我们已经为你们的撤离做好了一切准备，你们只需要离开\“的文件。

哈德森把这份文件看完，脸上的表情没有变，但停顿了稍微长一点，“这份方案，需要我们的军事技术团队评估，”他说，“我们也需要在北约框架內进行协调------”

“当然，”奥马尔说，“我们给您四周时间完成內部评估。”

四周，不是\“充分的时间\“，不是\“適当的时候\“，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哈德森把这个数字放进他的方法论里，发现它和他惯用的那套时间稀释策略之间有一个微妙的衝突------通常是他提时间节点，是他来决定\“这件事需要多长时间\“，但这份方案把所有节点都定死了，他现在只有两个选项：接受这个节点，或者反对这个节点，没有模糊地带。

他选择了第一轮的后撤，“我们需要討论基地撤离之后的地区安全格局，”他说，“利比亚的安全，以及整个北非和地中海地区的稳定，都和这些基地的存在有直接的关係------”

“这正是我最关心的问题，”奥马尔说，语气里没有任何讽刺，“我非常认同地区安全的重要性。”他停了一下，“哈德森先生，如果一个国家的安全需要依靠外国军队驻扎在自己的土地上才能维持，那这个国家其实是没有安全的，它只是有一个保护人。我们希望的是真正的安全，不是受保护的状態。”

哈德森沉默了一下，“我们担心，”他说，“真空地带会被其他力量填补------”

“哈德森先生，”奥马尔温和地打断他，“您刚才说的这句话，我想请您考虑一下它的另一面：一个外国军事力量长期驻扎，是不是也是一种被填补的真空？谁的真空，被谁填补，取决於您站在哪里看这个问题。”

会议室里安静了將近一分钟。

哈德森那套方法论里，每一条路都被接住了，而且接住的方式是他找不到攻击点的那种------不是强硬，不是对抗，是一种温和的、把他每一个论点都顺著他的逻辑往前推一步、推到让那个论点自己变成负担的方式。他在职业生涯里没有遇到过这种对手，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他把那份文件重新拿起来，“我们可以把这份方案带回去研究，”他说，“但我需要强调，最终的时间表，需要双方共同確认------”

“当然，”奥马尔说，“时间表里有弹性区间，您的团队在评估后可以提出具体调整建议，我们会认真研究。”

他没有说不能调整，他只是给了一个\“可以提建议\“的口，然后没有说这个建议有多大可能被接受。

谈判第一轮结束，哈德森带著那份文件走出会议室，在走廊里停了一下，对他的助手说了一句话，后来这句话被埃维利亚的人听到了，转述给了奥马尔：“我不知道怎么跟这个人谈，他从来不给你一个可以推的东西。”

当天晚上，埃维利亚来找他，放了三份文件在桌上。

第一份：鹰国国防部內部评估报告，两周前形成，评估的是撤离惠勒斯基地对其在地中海东部军事部署的影响。评估结论是影响有限，因为他们在义大利和希腊的基地可以覆盖大部分原有功能。

第二份：哈德森发给国务院的一封內部信，写於昨天，信里他详细描述了今天谈判的情况，然后写了一句话------“对方对我们的核心论点有系统性的预判，建议国务院重新评估谈判策略。”

第三份：鹰国驻利比亚领事馆上周的一份分析备忘录，结论是：新政府的谈判意志不会因为外部压力动摇，建议华盛顿接受撤离为最终结果，在撤离条款的细节上爭取最大利益。

奥马尔把这三份文件看完，放在一起，“他们內部已经有人认为撤离不可避免了，”他说，“但哈德森还不知道这个评估，他还在用他那套方法论。”

“他下周会知道，”埃维利亚说，“那份备忘录今天已经通过正式渠道发往华盛顿了。”

“好，”奥马尔说，“下周的谈判，他会换一种打法。”他把三份文件叠好，“你保留这些，但不要在谈判桌上用。让他自己走到那个结论上去，他自己走到的结论，比我们逼他接受的结论更结实。”

埃维利亚把文件收起来，“您每次都不用我们截到的东西。”

“不是每次，”奥马尔说，“是在不需要的时候不用。需要的时候，就会用。”

第二轮谈判，哈德森带著调整方案回来，在时间节点上提了两处延长申请，措辞非常专业，理由非常充分，从技术角度看都是合理的。

奥马尔把那份调整方案看了十分钟，接受了其中一处，拒绝了另一处。

接受的那处延长是一个月，让第二阶段从三月推到四月。拒绝的那处是把最终撤离日期从六月底推到年底。

“六月底，”奥马尔说，“是我们的底线，不是建议。”

哈德森试了最后一次，“如果因为撤离时间过於紧张导致操作事故，责任归属------”

“我们的三阶段方案里，”奥马尔把那份原始文件翻到第三页，“第十七条，已经写明了各阶段的安全责任划分。您的法律团队应该已经看过了。”

哈德森的律师在他旁边把头低了一下，是那种確认了一件事之后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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