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牧之在酒店房间里坐了整整一天。窗帘拉著，灯没开，只有笔记本电脑屏幕的光映在他脸上。他把案卷里的每一份证据又重新看了一遍，监控录像的截图、尸检报告、证人证言、凶器鑑定书。他把它们铺在床上一字排开，像在摆一副还没开局就已经死了半盘的棋。凶器鑑定书在中间，四周围著其他证据——监控截图、伤口照片、老陈的证词摘要。他盯著凶器鑑定书最后一行字，盯了很久。“刀柄未检出被害人指纹。”苏景明说被害人先动手，从桌上拿起刀朝他衝过来。他夺刀，刀捅进了被害人的肚子。如果被害人握过刀柄，指纹一定会留下。

沈牧之在笔记本上写下被害人没有握过刀柄。这是一个事实，不是推测，是写在鑑定书里的。但鑑定书只能证明指纹没留下，不能证明被害人没握过。也许他戴了手套，也许刀柄被擦过，也许指纹在鑑定过程中被破坏了。检方会这么说。沈牧之需要更硬的东西，硬到检方无法用“也许”来搪塞。他在伤口照片前停下来。

照片是彩色的，被害人的腹部有一道刀口，皮肤边缘外翻，露出底下暗红色的肌肉组织和黄色的脂肪。伤口从左向右，由上向下，角度大约是四十五度。他拿起手机，拨了方远的號码。

“方远，帮我找一个法医。不是警方的人，是独立第三方。我要重新鑑定被害人的伤口形態。”

“你要鑑定什么？”

“刀口的方向和角度。我想知道，这把刀捅进去的时候，被害人是什么姿势。站著，坐著，还是在移动。”

“你在找什么？”

沈牧之沉默了一下。“我在找苏景明在说谎的证据。”

方远没有问为什么。他掛了电话。

沈牧之把手机放在桌上，从行李箱里翻出那份还没写完的代理词。只写了一个开头，他拿起笔，在“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下面写了一行字——“本案的核心爭点不是被告人有没有杀人，是被害人有没有先动手。”写下这行字的时候，他知道了。他在替苏景明辩护，他的立论是被害人先动手。他没有证据，他只有苏景明的话，只有老陈被苏景明教过的证词。他是律师，他要的不是真相，是胜诉。他需要把法庭变成一个剧场，让陪审团看到他想让他们看到的那出戏——被害人握著刀，冲向苏景明，苏景明在恐惧中夺刀自卫。

他把笔记本合上，把那些摊在床上的证据一件一件地收起来。凶器鑑定书、监控截图、伤口照片、老陈的证词摘要，他把它们装回牛皮纸信封，封好口，塞进旅行箱的夹层。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开一条缝。阳光刺眼，他眯了一下眼睛。楼下有人在走，有人在等车，有人在发传单。他想起秦墨——他在那间地下室里，在那盏忽明忽暗的日光灯管下面。他等了他那么久，他不能让他等不到。他在找一条裂缝，一条能让他把秦墨从那堵墙后面拽出来的裂缝。他在找，他找到了——凶器上没有被害人的指纹。他还要找更多，直到那堵墙在他面前轰然倒塌。

第二天一早，沈牧之约了刘检察官。不是正式的庭前会议，是“聊聊”。刘检察官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下，答应了。他们约在法院附近的一家茶馆，门面不大，临街，窗外的马路很吵，摩托车和汽车的喇叭声此起彼伏。

刘检察官比沈牧之大几岁，短髮，脸很瘦，颧骨突出。他穿著一件深色的夹克，没有打领带。两个人面对面坐著，中间隔著一张掉了漆的木桌。服务员端来两杯茶，铁观音，茶叶在杯子里慢慢舒展开，沉到杯底。

“刘检，苏景明的案子，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证据確凿。没有什么好看的。”

“凶器上没有被害人的指纹。如果被害人先动手，他应该握过刀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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