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天一亮，我没去工地。我给小刘打了个电话，说我晚点过去，然后骑上电动车去了县城。

当然不是去送老胡给的信封，是去找一个人。

老黄的项目部在县城东边，一栋三层小楼。

我把车停在门口，站在马路对面抽了一根烟。门开著，里面有人说话。我认识老黄的同事——一个姓张的监理，比老黄年轻，四十出头，戴眼镜，人还算和气。

我掐了烟，走过去。

“张工。”

老张正坐在门口看手机，抬起头看到我，愣了一下。“陈工？你怎么来了？”

“路过，进来坐坐。”我从兜里掏出烟，递了一根。

老张接过去，点上。“你找老黄？他今天不在，去市里开会了。”

“不找他，就找你聊聊天。”

老张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我拉了把椅子坐下来。“张工，你在工地也干了不少年了吧？”

“十五年。”

“那你见过的事比我多。”我吸了口烟，“我问你个事。”

“说。”

“一个监理，天天卡施工单位，开单子，让整改。你说他是为了什么？”

老张看了我一眼，笑了笑。“你问这个干嘛？”

“隨便问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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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张把菸灰弹了弹。“李工，我跟你说句实话。监理卡施工单位，有两种。一种是真的为了质量，你活没干好，他卡你，没毛病。另一种——”他顿了顿，“你知道的。”

“第二种怎么解决？”

老张没回答。他把烟抽完了，掐灭，扔进垃圾桶。

“李工，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没有。”

“那就好。”老张站起来，“我这边还要去工地，你坐？”

“不了，我走了。”

我走出项目部，骑上电动车。老张的话没说完，但他不需要说完。第二种怎么解决？两种办法。一，让他满意。二，让他走。

让他满意，就是给他想要的。让他走，就要有让他走的理由。

我骑到工地门口，没进去。停下车，坐在路肩上，掏出手机，打给老胡。

“胡总，你在项目部吗？”

“在，怎么了？”

“我过来找你。”

掛了电话，我走进项目部。老胡坐在办公室，面前摊著进度款申请单，手里拿著笔，正在签字。

“坐。”他没抬头。

我坐下来。

“胡总，我想好了。”

“想好什么了？”

“监理的事。我想跟老黄谈一次。”

老胡放下笔，抬起头看著我。“谈什么？”

“谈条件。”

“什么条件？”

“他想要什么，给他什么。但不是白给。他拿了东西，就得让我们顺利干活。钢筋、模板、混凝土，不能再卡。”

老胡靠在椅背上，看了我几秒钟。

“你打算怎么谈？”

“约他吃个饭。不带別人，就我跟他。”

“你一个人？”

“一个人。”

老胡拿起桌上的烟，抽出一根，点上。烟雾在办公室里散开。他吸了两口，把烟掐灭了。

“陈木，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知道。”

“老黄这个人，你给他好处，他不见得领情。他今天拿了，明天可能还要。你餵不饱他。”

“我知道。但总比现在这样强。现在他什么都不拿，天天卡我们。我凿一面墙花了五千块，两天工期。再卡几次，这个项目就完了。”

老胡没说话。

“胡总，我知道你不想答应他的条件，你小舅子的防水卷材，你不想换。但你不能让我夹在中间。”我看著老胡，“你给我四千块钱的『加班费』，让我自己决定。我决定不了。你来决定。”

老胡盯著我看了很久。

“你在逼我。”

“我在求你。”

沉默。办公室里只有空调的嗡嗡声。

老胡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著我。

“约他吃饭吧。”他说，“钱我来出。但我有个条件，你不能一个人去。我让老张陪著。老张跟他同事多年，说得上话。”

“行。”

“还有，”老胡转过身，“不管谈成什么样，你別跟他翻脸。他要是狮子大开口，你回来跟我说，我来处理。”

“知道了。”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

“陈木。”老胡叫住我。

我回头。

“你记住，在工地上，有些事不是非黑即白的。你有时候得弯一下腰，不是因为你错了，是因为你还要往前走。”

我没接话，推门出去了。

走到楼下，我掏出手机，翻到老黄的號码。拇指悬在拨號键上，停了三秒钟。然后按下去。

响了五声，接了。

“陈工？”老黄的声音带著点意外。

“黄总，你好。我想请你吃个饭，今晚有空吗？”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

“什么事？”

“没什么事，就是想跟老黄聊聊。这段时间给你添了不少麻烦，想当面道个歉。”

又顿了一下。

“行。几点？哪儿？”

“晚上七点，县城那个『老地方』餐馆，你知道吧？”

“知道。七点见。”

掛了电话。

我把手机攥在手里，手心里全是汗。不是紧张，是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像站在基坑边上往下看，知道跳下去不会死，但腿还是软的。

我走到工地上。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照在那面被凿了一个洞的墙上。工人正在重新支模，老王站在旁边指挥，看到我，招了招手。

“陈工，今天能干完，明天浇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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