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火车的车窗缝里不断往里灌风，发出尖锐的哨音。

这种2000年初常见的慢车，车厢里瀰漫著捲菸、泡麵和脚臭混杂的味道。苏晚坐在陈砚对面，脸色透著不健康的蜡黄，眼睛里布满血丝。她怀里那个黑色的皮包抱得很紧，指甲扣在皮面上，留下一排深浅不一的凹痕。

张远坐在靠窗的位置，正摆弄著他的海鸥相机。窗外掠过光禿禿的杨树林和灰扑扑的砖房，天色阴沉。

“陈儿，喝口水。”

张远递过来一个绿色的塑料军用水壶。

陈砚接过来，水凉透了，带著生水的土腥味。他抿了一口，从兜里掏出那张名片。梁启年的名字在昏暗的灯光下有些模糊。

“到了津门，先找地方住下。”

“住哪儿？”张远停下手里的动作，“老厂街那边全是棚户区，连个像样的招待所都没有。”

“就住老厂街，离钟楼近。”

列车进站时，已经是下午四点。

津门火车站站台上，搬运工穿著油腻的坎肩，拉著木板车在人群中穿梭。三个人刚出站，就被几个开“倒骑驴”的三轮车夫围住了。

“爷们儿，去哪儿？五块钱，全城送。”

陈砚没理会，领著两人往公交车站走。苏晚脚下的皮鞋跟太高，在不平整的水泥地上歪了一下，她闷哼一声，硬是没鬆开怀里的包。

老厂街离火车站不远。电线桿子歪斜著，掛著无数乱成团的电线。墙上的石灰大块剥落，露出暗红色的砖头，那是被工业废气侵蚀过的顏色。

他们进了一间叫“红星旅社”的铺子。

老板娘是个五十来岁的胖女人，正坐在柜檯后边嗑瓜子，电视里播著《大宅门》。

“三个人，两间房。”

陈砚把身份证递过去。

老板娘头也不抬，瓜子壳吐在地上，“一间房一天十五，没热水，上厕所去后院。要住就交钱。”

陈砚掏出三十块钱递过去。

房间在二楼，推开门，潮气混合著霉味。木板床上的床单泛著黄，墙角有一摊乾涸的水渍。

“陈砚，我们要在这儿待多久？”苏晚放下包，坐在床沿上。

“等吴刚。”

陈砚走到窗边，推开嘎吱作响的木窗。

半公里外，一座废弃的钟楼沉默地立在夕阳余暉里。那是陆海明发跡的地方，也是《雷鸣》要埋葬他的地方。

晚上七点，吴刚到了。

他推开房门，身上带著一股刺鼻的自行车油烟味，套了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劳动布工作服。

“钱带来了吗？”

吴刚站在门口问，没往里走。他右手扶著大腿根部，那是多年前落下的旧伤。

苏晚从皮包里取出一个信封，一万块钱现金。

吴刚接过信封，当著面，用那双布满老茧和黑油的手快速数了一遍。

“定金。”陈砚看著他，“剩下的，开拍后按周结。药费我另出。”

吴刚把钱揣进里怀，露出几颗被烟燻黄的牙。“陆海明的人下午去我那儿了。说只要接了你的戏，往后津门和燕京这两块地儿，我连捡破烂的活儿都找不著。”

陈砚递过去一根万宝路。

吴刚点著烟，火星在昏暗的屋子里忽明忽暗。

“人找齐了，十二个，全是当年那批没死没残的老师傅。这几年大家都在菜市场杀鱼、在马路上蹬三轮。手生了点，但拆楼盖楼的本事，长在骨头里。”

他转头看向窗外那座钟楼。

“你想在那儿拍？那地方现在归市里管，陆海明留著它当『旧城改造』的样板。想进场，没那么容易。”

“明天带我去见梁启年。”

吴刚眼神里多了层探究。“你找他？那老狐狸天天蹲在派出所养老，谁的话也不听。”

“他会听的。”

第二天一早，天蒙蒙亮。

津门的晨雾很厚。老厂街口的炸糕摊冒著白烟，热油滋滋作响。

吴刚蹲在路边，手里拿著两个刚出锅的炸糕。

“梁启年就在那边的旧厂区派出所，那地方以前是个土地庙改的。”

派出所確实旧，院子里的枯草长到了半人高，一辆生锈的二八大槓靠在门口。

一个五十来岁、穿著旧警服的男人坐在办公桌后，老花镜掛在鼻尖上。

他就是梁启年。

他的头髮全白了，脸色透著长年熬夜的灰败，手里捏著一个红字剥落的搪瓷缸子。

“办事儿去隔壁，这边只接纠纷调解。”

梁启年头也没抬。

陈砚走过去，把严怀忠给的那张名片放在了报纸上。

梁启年的视线停在名片背后的细小红戳上。他放下报纸，摘下老花镜，盯著陈砚。

“老严还没退休？”

“还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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