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清晨，钟鼓声唤醒了沉睡的南京城。

文武百官身著朝服，鱼贯穿过午门，肃立於奉天殿前的广场上。

夏末的晨曦已带了些许秋意，照在汉白玉栏杆和朱红宫墙上，庄严肃穆。

今日並非大朝，而是太子朱標在乾清宫召集的重臣廷议。

受邀者除了內阁、六部九卿堂上官，还有几位在京的勛贵宿將，如魏国公徐辉祖等，护国公洛凡亦在其列。

议题只有一个：朝鲜骤变，何以处之？

乾清宫东暖阁內，气氛凝重。太子朱標端坐於御案之后，虽年轻，但数月监国历练，已自有一股沉静威仪。

他先令礼部尚书钱用壬，將朝鲜使臣所述情由、以及昨夜与李芳远使者金宗瑞详谈所得，向眾臣复述一遍。

钱用壬陈述完毕，阁內陷入短暂的沉寂。篡逆、求救、藩屏动摇……这些字眼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心头。

兵部尚书首先出列，声音洪亮：“殿下！朝鲜为我大明藩篱，岂容权臣篡逆，混乱纲常？臣以为，当速发天兵，渡海征討，擒拿逆贼李成桂，扶立李芳远復位，以彰我天朝正朔，震慑不臣！”

这位尚书是武將出身，语气鏗鏘，主张直接武力干预。

户部尚书却立即皱眉反驳：“刘尚书所言自是正理。然则跨海用兵，粮秣、船只、军械所费何止巨万？今岁各地虽称丰稔，然推广新粮、兴修水利、筹建水师、试办蒙学，处处需钱。”

“国库虽略有盈余，却经不起这般大动干戈。况辽东镇守，亦需防备北虏，兵力可否足敷两线？还请殿下慎之。”

他的话代表了务实派官员的担忧，钱粮始终是悬在头上的剑。

礼部右侍郎则从大义名分角度进言：“《春秋》大义，討伐不庭。朝鲜国王受我册封，即为我臣。臣下弒君篡位，若我朝坐视，则礼崩乐坏，宗主之威何存？暹罗、安南、琉球乃至南洋诸国，皆在观望。此例一开，后患无穷。臣以为，纵有艰难，亦当有所表示，不可全然置之不理。”

爭论就此展开。

主战者慷慨激昂，强调天朝体面与战略安全；主慎者老成持重，算计著国库与风险；还有一部分官员则含糊其辞，既不敢反对出兵维护纲常，又怕担上耗费国帑的责任。

朱標静静听著，目光掠过眾臣各异的神色，最后在洛凡面上停留一瞬。

洛凡微不可察地点了下头。

待爭论声稍歇，朱標方才缓缓开口，声音清朗，却带著不容置疑的份量：“眾卿所言，皆有道理。朝鲜之事，关乎礼法，亦关乎实利；须正纲纪，亦须量国力。”

他顿了顿，环视群臣：“孤与钱尚书、护国公等议过，有一策，或可兼顾。”

眾臣屏息聆听。

“其一，即刻以陛下与孤之名，颁詔朝鲜，严斥李成桂篡逆之罪，令其限期释出被囚宗室，还政於旧主，亲赴京师请罪。詔书明发天下，並传檄周边藩国，申明我朝立场。此为先礼，占住大义名分。”

“其二，敕令辽东都司、山东都司，即刻整备军马，陈兵鸭绿江、图们江畔及登莱沿海，作威慑之势。令登莱水师抽调战船，巡弋朝鲜西海岸，查验往来船只，凡资逆者，皆可扣押。此为示兵，以压其势。”

“其三！”

朱標的声音更加清晰，“认可李芳远为朝鲜『义军都统制』，准其在辽东边境设立『招討行营』，募朝鲜流亡忠义之士。我朝可量力资助部分粮草、军械，並选派精通军务之员，充任『赞画』，协理军务。许李芳远借用我边境城池，以为根基。此为助义，成其內应。”

此言一出，阁內先是一静，隨即响起低低的议论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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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策略既非全然不管，亦非大举出兵，而是將军事干预限定在一定范围內，以支持代理人战爭为主。

兵部尚书沉吟道：“殿下此策……似是老成谋国。然则，若那李芳远不堪扶助，或是李成桂悍然不顾，全力扑灭义军，又当如何？我朝资助岂非落空？顏面何存？”

朱標看向洛凡。洛凡会意，出列拱手道：“刘尚书所虑极是。故有三策相辅。李芳远能否成事，一在其人威望才具，二在朝鲜国內人心。”

“据使臣所言及多方探查，李成桂虽握兵权，然篡位仓促，诛戮过甚，国內士族百姓未必心服。”

“尤其南方全罗、庆尚等道，素与李氏（王族）渊源深厚，未必听从偽命。李芳远身为宗室，血统名正，若得我朝明詔支持，便是正统所在，人心自有归附。此为其一。”

“其二，我朝陈兵边境，水师巡海，李成桂便不敢全力东顾，需分兵防备。此消彼长，义军便有喘息发展之机。即便一时不能速胜，亦可形成割据对峙，令李成桂偽朝疲於应付，无力他顾，更遑论威胁我朝边陲。我朝所费，主要是粮草军械，数目可控，远比直接出兵损耗为小。”

“其三！”

洛凡目光扫过眾臣，“即便最坏情形，李芳远事败，我朝亦可宣称已尽宗主之义，李成桂逆天而行，终將自毙。”

“届时再观其行，若其肯上表请罪，重奉正朔，我朝或可相机承认，但需严加约制；若其冥顽不灵，甚至勾结外寇，那我大明兴堂堂之师，问罪伐逆，更是名正言顺，天下无可指责。”

“眼下，却是以最小代价，维持东北局面，並握有主动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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